二、尊孔兴儒必须首先明确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和价值评判

　　今天提倡尊孔兴儒、提倡国学，就要正视上述问题，一些基本理念一定要加以澄清。比如要树立孔子思想不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这一基本前提[6]，需要在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发展大前提之下谈论继承孔子思想精华才有现实意思等。从这一方面来看，“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仍有借鉴意思。他们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之嫌，却反应了新时代与孔子思想的矛盾，反应了那个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与“民主、科学”的时代潮流和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之间的矛盾。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孔子思想不能成为今天新文化的主流和指导思想，应该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国人在这方面不乏仁知之见，海外学着也有类似的看法。如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在《孔子——即凡而圣》中文版《致中国读者》中所说：“对孔子来说，我们现代的理解中富于特征和正当性的许多东西都是不可实现的。更具体地来说，在孔子的时代，既没有像我们现代世界这样的急剧社会变迁，也没有随之而来的社会之中个体身份的动荡不安。当今之世，各种文化和价值会有怎么巨大无限的变化形态，是完全无法获知的。”也就是说，孔子思想中的许多具体的内容与当今社会相当隔膜。

　　孔子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今天遭到许多的质疑，还有一个显而易见却很少明确表达的深层问题，这就是今天所谓尊孔兴儒之倡导与实施主体问题。如果由政府或政党担当，不免给人无尽的遐想，难免与现实政治产生诸多联想，封建专制、等级观念、保守僵化等会跳进一些人的脑海。即使由教育机构和知识阶层倡导，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或自觉不自觉地透露出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难避“御用”之嫌和被标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实际上李零、钱理群等先生颇为激烈的言论，正式针对这种情况而发的。我想这恐怕是尊孔兴儒的最大现实障碍，不解决这个问题，尊孔兴儒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处于多发和相对激化的状态，孔子思想固然可以给我们以正面的启迪，而其不适应时代的负面的东西，有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三、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及其思想

　　在继承弘扬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过程，除了防止因传统而冲淡乃至否定民主法制这一根本任务之外，笔者以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1.孔子和孔子的思想的历史文化遗产意义(孔子思想的时代性，即所谓具体形态)。世界上一些有着较为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都有自己历史文化遗产的形象代表。就中华文化而言，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什么其他的历史人物能够比孔子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了。世界了解我们中华文化时，也是把孔子作为最具代表性人物的。这些都是常识，无需多论。因此，我们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希望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也有相应建树的历史召唤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必须要给中华文化一个带有普遍意思的象征性人物，必须重建断裂百余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脉。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非孔子莫属，中华文化中的主脉应该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春秋战国之后，秦奉法家，但短命，属于过渡时期。两汉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魏晋时期儒家思想式微，道家复兴，玄学盛行。即使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圣人地位仍未动摇，所谓会同孔老、弥合儒道，就说明孔子的影响。而隋唐佛教大盛，而在社会政治生活、家庭伦理等主要场合，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仍是主流。)尽管在今天看来，孔子思想有不少不合时宜的地方；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儒学形态，在今天看来也有这样那样的弊病。因此中华文化的主流，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恐怕没有任何其他文化可以担当了。

　　当我们将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时，就不能以批判为主，而要以描述、重建历史为主。对于今人看来错误乃至荒谬的地方，也应该既指其弊，又分析其时代的合理性。历史不是为我们而预设的。历史上的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为了适应今人的思想、迎合现代需要的，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如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就是汉人在吸取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所做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再创造，虽然今天看来其中有不少迷信与荒谬的成分，但不能否认它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主流价值。而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包括二程和朱熹在内的思想家们，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奠定的新儒学文化，也是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只有具备了这样前提，我们才能认识孔子的伟大，认识儒家文化的优长。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就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浮想联翩。至于“孔子学院”以孔子命名，则更是切当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