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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活与毕业出路

　　民国时期不像我们今天有统一高考，各大学是分开招生的，各个学校命题、招生侧重点也不一样，没有教育部统一考试这一说。报考哪个学校，首先要交报名费，然后是领表，填履历，如哪个小学、哪个中学毕业，报名以后才参加考试。家里有钱有势但分数不够的，是绝对进不了北大、清华、燕京的，可以通融的是什么学校呢？像中国大学、中法大学、民国大学一般可以通融。

　　当时大学报名费是三块到五块，录取与否是不退的。学费是多少呢？像北大、清华等公立大学，一个学年是二十块钱到三十块钱，不包括住宿费(北大是不再加收住宿费的)和吃饭钱。像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私立大学，费用要高一些，加上吃住等，这笔费用也是不太小的。但是教会大学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当时燕京大学的学费是一百六十二块钱，辅仁大学是一百六十块钱，这两所大学差不多。而北师大和女师大则分文不要，而且管吃管住，连饭费也全免了，吃得还不错，六菜一汤，教师、高级职员、学生在北师大是在同一个食堂用餐，所以当时有人把师范大学戏称为“吃饭大学”。基本上考师范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而且毕业出来前途相对来说有保证，起码当个中小学老师没有问题。

　　接着说到住宿。好的大学基本都有宿舍。不过北京大学的宿舍极少，在北大红楼后面，条件也差，八个人一间宿舍，冬天冷得不得了，没有暖气，要生煤球炉子，所以家境稍好一点的北大学生不住北大住宿。北大学生多数是外地学生，家境稍微好一点的，很多不住学校，因此景山东街、沙滩一带的民房民居很多变成了学生宿舍。电影《青春之歌》里林道静、余永泽住的是学校附近自己租的房子，学校不管。租一个房子一个月一两块钱，自己可以做饭吃，在那里结婚生孩子的也有。今天在景山东街、沙滩一直到黄化门这一带都是出租给北大学生的房子，有些今天还在。

　　清华在西郊，周围都是农村，民居很少，因此清华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住校的，清华的住宿条件相对比北大好得多。到了燕京就更不一样了，燕京的校舍当时是一流的。一般是二至四个人一个房间，有活动室和会客室，有电话，有工友，用单独的卫生间，有洗澡间，有暖气——— 那个时候叫水汀，暖气的热度烧得很高。据说燕京大学、包括清华的暖气当时烧得比北京饭店还热，冬天非常舒服。当时，燕京、清华的学生宿舍条件是最好的，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宿舍跟北大的情况差不多，学校在城里，没有什么宿舍，家在北京走读的学生多，实在没辙了，你就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上一个大学，一学年连吃带住得拿出百十块钱。吃住相对比较省钱，一个学期的吃饭有个十几块钱就差不多了，住宿也不贵，景山东街那一带学生租房子，按年租最好的房子一年大概是七八块钱，低的也有四五块钱的，当然条件不是很好。一个学期百十块钱的银元或者1935年以前的法币，对于有钱人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般的小地主、小业主人家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一个小业主一年的收入三百多块钱，要是拿出百十块钱来供一个大学生的话，这就是他全年收入的一半。所以很多家里不是太宽绰的人就选择读师范。却也有很多克勤克俭的，牙缝里省出钱来，也要培养孩子念清华、念北大，并不是没有，但是念燕京、辅仁就困难了。

　　当时的学生，像燕京、清华这些在郊区的大学，基本上学生的活动是在校园之内，集体活动比较多，比如说学校里的剧社、音乐会、舞会、各种球类，他们的生活当时也是比较丰富的。在城里面的北大、师大的学生，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了，可以逛东安市场，逛书店，可以到平安电影院或者是真光电影院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因为那个时候除了读书，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民国初期大学生毕业后谋职，压力不算太大，但战乱年代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各专业的就业情况有所差别。学工科的基本上还能找到工作，比如说建筑、土木工程，钢铁锻造，找工作比较容易。理科学基础数学、物理学的，相对来说就难一点。学基础数学的，你学得拔尖了，可以出国深造，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留下当助教、当讲师。像我的堂兄原来是司徒雷登的秘书，后来留在辅仁，之后从辅仁大学调整到北师大，他35岁就评上副教授了，很年轻有为的一个物理系教授。结果就因为他做过司徒雷登秘书的问题，在“文革”中自杀了，他学的就是物理。学文史哲的，找工作更难。那个时候没有多少研究机构，研究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一般来说，最好的出路就是中学教师，或者做一些文秘工作。法律系、经济系本来在全世界都是热门，但这两个专业1949年后出路就成了问题。尤其是经济系的成本核算，在过去十分热门，1949年以后从市场经济变成了计划经济，所学也就用不上了。学法律的也有问题，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律师职业，只有公检法，旧时那套法学也用不上了。学社会学的则更惨，五十年代后期，这个学科几乎没有了。

　　中学教育和美国学校

　　民国时期的中学也分公立(市立)中学、私立中学、教会中学三类。当时的公立中学有很多是不错的，有的好中学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说男四中(就是现在的四中)，四中创办得很早，在清末的时候就有了，叫做“顺天学堂”。东城的二中也很好，它的前身是满洲八旗的左翼宗学。还有当时在北新桥细管胡同的市立第五中学，这些都是很好的学校。私立中学很有名的像崇实中学、志诚中学、孔德中学，孔德中学在五十年代以后叫二十七中，在东华门大街路北，原址是清代的宗人府，孔德的名誉校长是蔡元培。那时的中学一般是男女学生分校，像育英中学、汇文中学(后来汇文大学部并到燕京了，汇文中学部留下了)等都是男校。我刚才提到的崇实中学，也是教会的。女校非常有名的有贝满女中、慕贞女中———就是后来的女十二中和女十三中，都是当时有名的教会中学。

　　那个时候，不同中学的学生在作风和派头儿上也有所不同，像四中、二中的学生都比较用功，生活也相对简朴。而育英的学生，一般家境都比较好，追求时尚，课余时间玩的花样也多，如球类运动、滑冰、游泳、歌咏、听戏唱戏、乐器、集邮等无所不能，在衣着上也比较讲究时尚，一望而知是育英学生的做派。贝满和慕贞的女生也相对有些大小姐派头，但毕竟是教会中学，不会出格，更没有化妆和佩戴首饰的女生。

　　北京东西城都有一些不错的中学，当时中学的师资水平是非常高的，有很多中学的老师后来到了大学，比如说启功先生就教过中学。当时整个北京城有多少所中学呢？(我讲的北京城，不是今天的概念)整个内外城里面大概有五六十所中学，在民国前期和后期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是这个数字，从1922年开始，北京城所有的中学都一律改成了“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民国时候读大学不算太难，但是中学就非常困难了，中学学费多少钱？普遍来说，私立和公立的中学一个学年二十到三十块钱的学费，和北大、清华基本上是属于平行的。教会中学还要多些，四五十块钱一个学年。在北京的孩子读中学不难，难的是外地或者郊区县的学生到北京来读中学，其费用不亚于读大学。除了四中、二中等，中学绝大多数是没有宿舍的，吃住都成问题。

　　北京还有一些特殊的学校，比如说在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这个美国学校是美国人办的，就叫“北京美国学校”，不少人都念过这个学校，好像杨宪益也念过，王世襄是念完了十年，我父亲也是美国学校出来的。它是小学、中学一贯制，十年毕业，教学很好，但是没有正规文凭。我父亲没有念完十年，念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矛盾升级，日本人就把这个学校给封了。后来到了1943年敌伪时期，他报考辅仁大学，结果美国学校的学历辅仁不承认，美国学校的文凭北平教育局也不承认，于是他就等于小学文凭、中学文凭都没有，怎么办呢，最后辅仁通融了一下，让我父亲念一年辅仁大学预科，要参加考试。王世襄也存在跟我父亲同样的问题，最后他是以同等学力考进燕京大学的，他大概是1935、1936年的时候就考进燕京了，所以比我父亲要早七八年。

　　美国学校的教学全部都是用的英文，没有中文，我父亲的英文非常好，比我母亲正经搞外文的还要好，口语能说得跟美国人一样。要考进美国学校的话，你英文什么都不会怎么进去呢？我父亲进美国学校的时候是八岁，但是他已经学了一两年的英文了，他的英文是请一个爱尔兰的老太太在家里教的。

　　旧时的家教

　　民国以后，完全依靠家教完成学业的已经几乎绝迹，除了北京周围的农村还有少量的私塾，但是在家里延聘教师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也还有的。我的祖父虽然思想很新，但是仍然希望我的父亲在家中接受系统的经史教育。

　　我父亲虽然读的是美国学校，但是从学校回家却是另一套教育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教育，最多时有三四个老师，有讲训诂和音韵学的，有讲《诗经》、《礼记》、《左传》、《尚书》等经学的，也有讲文赋诗词的，所以他白天在学校里念“洋”书，晚上回家念中国的传统东西，对于他来说，受益终身的还是中国的文化。

　　这种旧式的教育当时在北京城已经很少了。当时有一些很有学问的老先生，也没到大学去当教授，就是给人家当西席———家庭教师。我父亲和启功共同受业过一个老师，那就是戴绥之先生。戴先生号姜福，从前做过我曾祖父的幕僚，经学和小学讲得极好。当时戴先生还到别人家去讲课，启先生当时家境不好，就到那个人家听戴先生的课，虽然我父亲年龄比他小十来岁，但是启先生总管我父亲叫“学长兄”，就是这个缘故。

　　还有一位瞿润缗先生，也是经学极好的，瞿先生是我父亲和周一良先生共同的老师。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瞿润缗先生，我写错了，写成了“瞿润缙”，周一良先生特地给我来了一封信纠正，说这是他和我父亲共同的老师，不叫“瞿润缙”，而是“瞿润缗”。瞿润缗先生还在天津教过书，那个时候北京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就往天津跑，我们家也是一样。闹日本人的时候，因为北京没有保护区，没有租界，所以我家就跑到天津租界里面去躲避日本人，周家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在天津短住的时候，瞿润缗既到周家也到我们家，分别来教周一良先生和我的父亲。

　　家庭教师和私塾的冬烘先生水平是天壤之别，在延聘前都会做过遴选和考察。一些大户人家的家庭教师基本上都是饱学之士，水平相当高，可能一生中没有留下多少著述，但是有讲义。我家里现在还有戴姜福先生的讲义，讲什么呢？讲文字学，可惜剩得不多了。启先生就曾亲口对我讲，戴先生的文字学讲义非常好，如果是完整的话，是一本很了不起的训诂学书籍。

　　他们这一辈人里面，像我父亲这种情况确有(同时接受西式教育和传统教育)，但不多(当然老一辈的会有，可能情况我不太了解)，杨宪益好像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我对杨宪益不太熟悉。我所知的两个人是属于这么教育出来的，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周一良先生，王世襄先生也如此。启功先生不能算，启先生小的时候是私塾教育，可能上过小学，然后就是到别人家去旁听，后来又上了正规的中学，所以他的最高学历是中学，启先生在他的《自传墓志铭》里说自己是“中学生，副教授”，他也曾经教过中学，后来是陈援庵把他请到辅仁去当助教，所以启先生一辈子都感戴陈援庵先生。启功先生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的学问却远胜于一般的大学教授，我的父亲年龄比起以上几位要小十余岁，他应该是一个特例，也是最后一代受过这种双重教育的人。

　　口述：赵珩 采写：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