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造反

　　汉景帝将领周亚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镇压结束后，周亚夫仗着军功，不把旁人放在眼里，对景帝也轻慢起来，时常带剑上朝、戎装见驾，让景帝十分不满。后来周亚夫在国政上与汉景帝多有冲突，景帝为了试探他，便命他入宫陪自己吃饭，却不准备餐具，结果周亚夫负气离去，景帝遂生出除掉周亚夫之心。

　　公元143年，周亚夫的儿子利用私人关系，从武库中购买了一批铠甲，准备在父亲死后做陪葬，结果被人举报。周亚夫的儿子以谋反的罪名被景帝投入监狱，并牵连到了他本人。廷尉审理案件时，质问周亚夫为什么要私藏兵器造反，周亚夫答：“那是我出殡用的陪葬，难道这也算造反吗？”

　　廷尉深知上意，便玩味地说：“你没死就私藏兵器陪葬，就算活着不造反，死了以后也要在地下造反吧？”周亚夫当场气绝，绝食五天后，在狱中吐血而死。

　　“腹诽罪”

　　“腹诽罪”是典型的欲加之罪：汉武帝时，酷吏张汤与大农令颜异交恶。张汤向武帝上报，说颜异对皇帝不敬。武帝遂命张汤审讯颜异。不久就有人佐证，称颜异在会客时，听到客人谈论皇帝的政策多有不妥之处，颜异的嘴唇微动却不作声。于是张汤奏报武帝：“颜异身为朝廷命官，见陛下法令不妥，未明言却腹诽不已，应当处死！”武帝因此下诏诛杀颜异。“腹诽罪”也成为思想罪中最荒唐、最恶毒的罪名。

　　娶妻当娶阴丽华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人生理想。阴丽华是春秋名相管仲的后人，刘秀在南阳时就十分仰慕她的美貌。刘秀虽然是皇族出身，却家道中落，沦为布衣。在长安城中求学时，刘秀看到了长安禁卫执金吾的车马，不禁心生羡慕，于是写出了这句传世名言。

　　后来刘秀与哥哥起兵反对王莽，不久刘秀迎娶阴丽华为妻。但为击败政敌，刘秀又迎娶了郭圣通为妻。称帝之后，由于郭圣通已经为刘秀生下皇子，在阴丽华的劝说下，刘秀被迫放弃结发妻子，册立郭圣通为皇后，改立阴丽华为妃。直到统一天下，刘秀才废掉郭圣通，册封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担任皇后二十四年，端庄贤淑，恭俭持家。她和刘秀分分合合的爱情故事也被千古传唱。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杨震是东汉安帝时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当时主持朝政的是外戚邓骘，他对杨震十分看重，举荐他做官。后来经过多次升迁，杨震被提拔为东莱太守。赴任路上，杨震路过昌邑，县令正是杨震当年举荐的“茂才”王密。

　　王密对杨震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专程于深夜前来驿馆拜见杨震，并以十斤黄金为见面礼送给杨震。杨震很不高兴，教训王密说：“你我相知已久，你是不是贪官我一清二楚，可我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就不明白吗？”

　　王密以为杨震担心事情败露不利，于是谄笑道：“所以我才深夜前来，您尽管放心，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听后冷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又怎么敢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羞愧不已，悄悄离开了驿馆。

　　朕倚魏公如长城

　　南宋孝宗即位后，将常年被排挤的主战派老臣张浚重新召回，并赠他少傅荣誉，封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不久又进封魏国公。已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赵构对儿子的决定不以为然，认为张浚大言盗名，只不过能在朝中说教而已。孝宗不听，决意重用张浚。

　　后来，翰林院学士史浩奏请孝宗，准备在瓜州、采石两地重修防御工事。张浚听后反对道：“放着两淮重线不守，却只守一条长江，是在向金人示弱，容易消磨军民士气。不如先营建泗州城固守。”因而同史浩结怨。史浩于是就在担任参知政事时频繁反对张浚，导致孝宗经常不愿采纳张浚的建言。

　　张浚曾推荐自己的旧部陈俊卿为宣抚判官，临出行前，孝宗将陈俊卿和张浚的儿子张栻召往宫中会面。当时张浚刚奏请孝宗前往留都建康，向江南百姓昭告北伐大计，并从淮河、山东两地水陆并进，同时以驻扎西南的名将吴璘辅助进攻金国。孝宗对此深有感触，但他担心赵构的告诫，仍不敢妄议北伐。于是在召见陈俊卿和张栻时，问及张浚的饮食和面容等近况，看他是否还耳聪目明，同时孝宗还说：“朕倚魏公(即张浚)如长城，容不得旁人谣言毁谤。”以此表示对张浚的信任。

　　瓜蔓抄

　　“瓜蔓抄”是朱棣大杀建文帝旧臣的写照。在朱棣即位后，建文大臣景清忍辱接受了御史大夫的任命，被天下人所不齿。景清却心存复仇之火，他私带利刃，想趁着早朝的机会刺杀朱棣，后被朱棣发觉逮捕。景清遂破口大骂，称朱棣叔夺侄位，如父奸子妻，是丧尽人伦的兽行，死后必会受到太祖朱元璋的谴责。朱棣恼羞成怒，将景清磔死诛族，并顺藤摸瓜，连他家乡的邻居乡人也不放过，全数屠杀，使整个村落沦为废墟，时人痛称此暴行为“瓜蔓抄”。

　　明太祖朱元璋辣手治贪，官员贪污最严重的刑罚是处死、剥皮，再在人皮里塞些草，放在衙门里以示警诫。

　　十全武功

　　“十全武功”是特指乾隆皇帝在位时进行的十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它们分别是：1747年到1749年，清军镇压四川阿坝金川地区藏族土司叛乱的“大小金川之役”；1755年突袭准噶尔蒙古，平定达瓦齐部叛乱；1755年和1759年两次进兵伊犁，平定准噶尔蒙古辉特汗睦尔撒纳叛乱；1758年平定南疆回部白山派首领霍集占兄弟的“大小和卓之役”；1765年至1769年进攻缅甸之役；1771年到1776年，清军再次镇压“大小金川”之役；1786年至1788年，镇压台湾天地会北路领袖林爽文领导的人民起义；1789年，清军激战安南之战；1790年和1792年，两次平定廓尔喀蒙古犯境清朝、入侵西藏的战争。

　　由于乾隆帝对军功极为渴望，因此对战争机遇十分关注，并希望后人能够铭记自己的功劳。1792年，在八十大寿之际，乾隆特地命人撰写《御制十全记》，将这十次重大军事行动详加记录，他自己则以“十全老人”自居。

　　客观上讲，乾隆帝的“十全武功”的确为维护统一王朝和边疆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十全武功”中有些部分却算不得功：同缅甸的战役不胜不和，最终是由于缅甸刚征服不久的暹罗(今泰国)发生起义而以议和结束的，却被自负的乾隆帝计入“十全”之中；安南之役更是大败而还，三万清军中有半数埋骨异乡。同时，正是由于“十全武功”的存在，清廷才会为军费粮饷头疼不断，甚至要靠盐商“助饷”来解决问题，几乎拖垮了清朝库存。因此，所谓的“十全武功”，说到底不过是封建帝王用来炫耀的资本。

　　(本文节选自黄一鹤编著的《懒人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