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词语在意义上已被圣化，比如：母亲、祖国、故乡，她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被亵渎的宗教……对她们的一丝怀疑，哪怕是最理性的，也容易招致最非理性的攻击。

　　就像故乡，更深层的概念甚至与籍贯或出生地无关，它象征精神意义的归属；如果在与故乡的依存关系上我们说谎，意味着从原点就开始的危险偏离。乡村，祖祖辈辈的脚印延伸出来的路……我们必须首先诚实，哪怕做到这种诚实是困难的；唯此，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某种天然的情感向心力。

　　再换个情境。欧洲农庄里精巧的教堂和墓地总是让人感慨，对比之下我们的乡村显得那么贫陋，仿佛除了陈旧的观念，想不起还有什么能把村人们凝聚在一起──当我们发出这样的感慨，常常是把自己隔绝于底层之外，放置于某个真空里；而没有稍作设想，当面对奢靡的酒店或古堡中的晚宴，我们自身的形象是否被更高的阶层视为粗鄙者？我们所跌入的，是否近于苦农的瞬间命运？

　　也许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是在下面的，有宽的肩膀；在上面的，有窄的眼界。真正的尊重，只是给予平等──尽管对本已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双方来说，这是勉为其难的幻想。所有人从本质意义上说都是后天城市人，区别，只是从乡村开始移动的先后顺序而已。我不信以我们有限的教养能给予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以绝对意义的平等，如同我不信那些处境更优越的阶层和民族，能轻易放弃对我们的轻视、警惕和敌意。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许仅仅是要求自己比曾经的自己更多一点点的倾听与理解，这也是我们对自身的拯救与提升。

　　中国乡村所具备的显在悲情，易于让人论及生存与救赎的主题。它不应仅仅让人联想到牛粪和烈日下轮回的劳作，它包含着远为丰厚的内容。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范式，与自然之间维护着古老而美好的沟通方式。

　　的确，理想意义的乡村，象征着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配比关系。农耕牧歌时代，人仿若植物，一方水土，自给自足，无需侵犯。进入城市，工业文明制胜之后，人类命运渐近食肉动物性的竞争和掠夺，秘密地嗜血，只不过充当猎手和猎物的，都是人──连同尾随着的鬣狗和秃鹫，也是由人自身来充当。

　　自然的有机生长，人造秩序的安排；陌生的邻里关系，具体而直观的亲情；时刻表、秩序册，随遇随性的生活……工业的理性的城市，和农业的感性的乡村，形成某种二元的对立与制衡。即使总是把农村放在附属意义上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农村是城市必要的留白。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块没有被制服罩住的率性的裸体区域，我们对乡村和田园的热爱也暗含了道德上的隐喻、价值上的自由追求。

　　苏珊·桑塔格在《文学就是自由》的讲演里曾经提到：“旧对新，自然对文化──我们文化生活的一个个伟大神话被当成地理而不是历史来演绎，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毕竟是神话，是陈规，是滥调，如此而已；现实要复杂得多。”

　　同样，城乡的二元神话，使我建立的是僵固的思维模式，这种两极化的辩证处理，使我简化其实却粗暴地理解现实处境──也许我从来没有面对过由生动杂质构成的乡村，也许土著者的感情和旁观者的理性都不能够完全约束它，乡村始终拥有不被归纳的自由。

　　每天食用粮食和果蔬，这些产自乡村的食物，它们丰沛的汁液消化在我的肠胃里。这是渗透在身体里的乡村，这是进入血液和细胞里的乡村……

　　而被喂养者总是心怀茫然，即使，我自己早已是乡村的产物。

　　文/周晓枫

　　来源：东方文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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