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气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奴婢过着“白发盈头，犹是双鬟婢子；青衣半世，然后只影空房”的孤独生活。清代潮阳陈家的家奴金祥在陈家中道衰落之时，非但没有离开，而且凭着自己的经营本领帮助陈家再致富，年过四十仍不婚，后劳累而死。金祥是孤身奴仆的经典榜样。

　　“自梳女”，原来“不落家”

　　古有汉水游女，在五代后周恭帝显德六年(959年)有女子社团“女人社”，但女性独身主义流行则是近世之事。广东的“自梳女”与“不落家女”就是中国女子独身主义的先锋。

　　约自明代中后期起，由于蚕丝业的兴起为女性提供了独立谋生的机会，遂有女性把头发像已婚妇一样自行盘起，为“自梳女”，以示终生不嫁，也称“马姐”、“姑婆”(这是一种贬称，宋代对非主流身份与职业的女性叫“三姑六婆”，“三姑”指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指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和稳婆)，死后称“净女”。

　　在晚清至民国前期这种风气达到高潮。如番禺南村一年之中女子出嫁不过数人，至1909年，甚至无一人出嫁。1953年调查，番禺第四区大龙乡有2028名妇女，其中自梳女245人，占12%。

　　2012年12月25日，顺德成立均安冰玉堂“自梳女”博物馆。现在广州天河棠下仍有没有离世的自梳女，《羊城晚报》曾做过报道。

　　“不落家女”系指有婚约仍不赴夫家的女子。她们与“自梳女”一样是南粤的“历史特产”。

　　好意外，突然“剩”下了

　　即使没有贫穷，剩还是不剩，仍是一种天意，万般不由人。

　　“三十男有室，二十奴有归，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战争这种意外因素往往产生剩男剩女无数。

　　另外一种意外是中国特色。古制《礼记·内则》：“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这个“有故”特指父母双亲故去，即使婚约在即也不得不推后三年，因为要丁忧三年为孝，丁忧期间结婚或行房事都被认为不孝，皇帝如果要在服阙期间让官员担任公职，那叫夺情。因此产生的意外剩男剩女可算是制度性剩男剩女。

　　假设某种极端情况，男女双方四位父母相继辞世，定了婚约的男女甚至可能一等十二年。

　　除此，民间也有不少男女已经订婚，但因对方之故突然被剩下的案例。元朝留下的部分文献讲了这样的事情，至元七年女伴姨，经媒说合与一男订婚约，但是女子二十四了，对方不来娶，女家一气之下告官。官家判男家结案状抵达到三十天必须娶，否则女家可以别嫁。这算是定妻不娶女为剩。

　　与之相反，也有女家反悔的。至元六年八月期间，李仲和受了财钱三十五两、红花等订情婚礼，将其女丑哥聘给了郭伯成儿子驴儿，两年后女家又受取石姓家财钱一十五两，召入舍为婿。就这样，郭驴儿被“剩”下了，官家判女方离异赴郭家当媳妇。

　　这种因为意外，突然剩下产生的民间故事，在明清小说中大量存在，也成为一些说书人极好的材料。

　　官府安排，靠得住吗？

　　除了那些独身主义者，大部分剩人还是希望早日成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如果遇上好的皇帝，好的制度，剩人们的婚姻问题或由组织来解决。譬如晋武帝时女子十七岁没有嫁，地方官必须充当媒人，给女子找到夫家。

　　唐太宗真是一个好皇帝，贞观二年下诏：希望州、县官人解决普通老百姓中没有婚嫁的剩人，如果男女自由恋爱，官人不得阻止；对二十岁以上男子，十五岁以上女子，妻丧达制之后的男人和孀居服纪已除的寡妇，鼓励他们结婚；对那些因为贫穷出不起礼聘金的，鼓励乡里的富人资助完婚。

　　他还将其列入公务员的年度考核：“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勤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阶殿失。”

　　如果细细梳理，“组织”这样急着让剩男剩女们告别单身并不是从人性出发，而是为了多一个人头，多一份人头税。

　　汉惠帝这道诏令的用意不是很明显吗？——“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是人头税，到了年龄不嫁就要上缴五倍的人头税。以一当五，当然划算！

　　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对那些老无所依的“独”，王朝的体恤少得可怜。西汉是对剩男剩女们比较关心的一个朝代，但在陈谷烂在仓里的文景盛世时也没有也给他们发放抚恤金，倒是武帝时有过七次，有过底层生活经历的汉宣帝发放过十二次。孤寡老人们或一次得到帛二匹，或絮三斤，米四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