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不是真实的买家，上海话叫“敲边模子”。现实生活中有五花八门的“托”，如“房托”、“婚托”、“医托”等等。出租司机告诉我，连去菜场买菜，也经常有“托”。

　　拍卖行对“托”的存在常常讳莫如深，几乎众口一词予以否认。但这种寄生虫经济里面自然包容了形形色色的“托”，倒不一定是拍卖方的安排，像间谍战般各方势力都有安插，简直是拍场上的无名英雄，“活雷锋”。

　　大致说来，越是层次低的拍卖行越会亲自安排“托儿”，十面埋伏，有时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好像层次高的，根本不需要它们自己安排。拍卖行之外，最积极安排“托”的莫过于委托人，还有画家本人，或者有利益关联的画商，甚至还有莫名其妙的买方代理人。据闻有画廊老板送拍一张油画，底价40万元，结果现场成交300万元，他大喜过望。结账那天，来了几个穿黑衣服的人，扔下话来，你只能拿100万元，还有200万元要吐出来给他们。原来，这俩“托儿”是买家手下的马仔，趁机上下其手“拦一道”。

　　如果是拍在世艺术家的作品，事关面子和行情，艺术家本人也最起劲找“托儿”，千方百计不能让画流标，美其名曰“运作”。传闻某著名油画家生前最善此道，关照殷勤，吩咐众“托”：买不到最好，万一落在自己人手上，当私下加倍奉送画作云云。条件好谈，最多的时候有一送四哦。这种变通的激励机制，大佬们当然皆大欢喜。毕竟南方人含蓄，北方的“天价”画霸就不这样了，那天在香港某拍卖现场走廊里，画霸用手机对着里面的“托儿”直喊，“加，你给我加，你倒是给我加呀！”

　　画家在拍场就像女人在交际场所一样，常常争风吃醋，暗中较劲。知情人士透露，那年陈逸飞的油画《夜宴》在香港以198万元高价为邵逸夫夫人竞得，风头出足。丁绍光马上坐不住了，第二天一定要把他的《白夜》拍到200多万元，并让国内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其实你懂的，许多价钱都是“托”出来的。

　　还比如某画廊老板坐庄，包装张小千的画上市，他手里有一百张画，每张实际成本一万元。现在他拿出一张或几张来上拍，要做成每张市价一百万元的行情，这也需要“托儿们”长袖善舞，精心布局，当然更少不了拍卖公司的紧密配合。

　　在国内，来自委托人的“托”似乎名正言顺，只要不离谱，大家心照不宣。其实许多土豪上场拍卖，如果没有“托”为他们烘托气氛，加油助兴，反而会心情郁闷，甚至疑神疑鬼，以为自己买错了呢。当然，有的“托儿”一激动，超出底价多多，还在拼命“顶”，结果顶“爆”了，砸在自己手里，这也是常有的事。另外，有些大户为了某件自己的大东西，会请另一个大户做“托”，托成了当然好，托不成，场面上也很好看，媒体写起来也漂亮，说某某著名藏家又高价买了某某东西。

　　要是托儿们事先嗅知某大款进场，或某某拍品有人志在必得，那现场的戏就更加热火朝天。至于拍卖行私下买断的收藏，或者个别大客户的专案，那就不谈了。

　　还有的拍卖行征集不到好东西，为了装点门面，请藏家提供明星拍品，吸引客户来参加拍卖。这样的拍品，即使拍到天上，它也一定要被“托”回去的，否则无法向藏家交代。行家们最嫉恨这种“猫腻”，已故陈德曦先生就曾为了一本陆俨少的册页，特地从香港跑到南京，结果白忙一场。当然也有个别客户爱物心切，临时变卦，把自己本来委托的东西拍回去的。我就见在一次拍卖会上，一张明代吕纪的花鸟，已经超出估价许多倍了，物主不舍得放手，最后还是自己买了回去。

　　碰到有洗钱雅贿色彩的委托，那即使很烂的货色，也经常会场面热闹，“成交”喜人。有些拍卖行反正收佣金，往往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甚至怂恿的态度。甚至，坊间还有专门为洗钱服务的拍卖机构，这也不必多说。

　　有一位多年前混迹于拍场的老朋友，还做过拍卖师。谈起当年，他说拍卖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行业。有一次，别人700元从文物商店买了张无款的画，他1000元买下，花400元请人加了一个钱瘦铁的款，结果在小拍会上，让他哥哥做“托”，顶到上万元被人买走。东西拿到北京，拍成几万元。“现在这张东西还在拍卖会上转，价钱已经升到几十万元了。”

　　那时上海流行无底价小拍，其实很多东西都有自己人盯着“护盘”。还有一次，这位朋友有张吴昌硕，花了近十万血本买来的，放在里面，又让他哥哥“托”。他在上面主拍，到了这张标的，哪知他哥哥在底下竟然睡着了。他在台上那个急啊，弟弟喊破嗓子，哥哥兀自好梦不醒。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东西被人三万多拍走。“我当时一身臭汗，差点昏倒台上。”

　　所以，拍卖哪里是部艺术的“纯情片”，分明是一部尔虞我诈的“谍战片”，天天上演那《真实的谎言》。

　　文：石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