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

　　近年来，随着单身男女“剩斗士”日渐增多，被戏称为“光棍节”的每年11月11日越来越受到关注。根据一份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应在27岁之前结婚，否则就“被剩”了，男性最佳的结婚年龄是28-30岁，要不然也属于“被剩”。古代对剩男剩女也有界定标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规定，男性一般在15至20岁就必须娶妻，女性在13至17岁则必须嫁人，也就是说，男20、女17，就“被剩”了，整整比如今提前了10年。

　　对于解决单身婚龄男女的婚姻问题，在古代也是相当重视的。为了尽量减少“剩男剩女”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有的朝代提前女性的婚配年龄，强制出嫁；有的设立“媒官”“拉女配”，强制结婚；有的甚至颁布“处罚条例”，对“剩男剩女”进行惩处……

　　古代“光棍们”的乐与忧

　　坊间有句安慰人的话，叫“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人还怕找不到？”安慰的对象大概就是剩下来的那部分人，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剩男剩女。因为是被剩下来的，所以他们需要安慰，所以他们需要积极地去寻找另一半，好尽快“脱单”。

　　那么，古代剩男剩女到底剩什么？“在古代，男婚女嫁不仅关乎人们的生理需求和社会稳定，更关乎人口的繁衍和家国的持续发展。”文化学者赵炎说，汉惠帝时，谁家要有女儿15岁以上至20岁还没有嫁人，罚款600钱；唐代对于男子20岁以上，女子15岁以上还没有配对结婚的也要处罚。如果这种罚款的规定是真实的，那么，司马相如“拐跑”卓文君就可以理解了，他是剩男，家里又穷，不拐个女人结婚，肯定交不起罚款，可见这则私奔的爱情故事也是被“剩”出来的。

　　还有“剩”光棍。有些搞笑，本来就“剩”了，咋还光棍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官府要采取强制措施，将男光棍与女光棍强行配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要求，“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说，女孩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那么地方领导就要给她找老公了，随便找个光棍逼其出嫁。想想当时的光棍们真的很幸福，不用踏破铁鞋，在家里等着，也能白捡个黄花闺女当老婆。

　　赵炎说，在古代有钱有文化的剩男基本不多见，而那些没钱没文化的剩男，与“待字闺中”的剩女们，一般都要备受孤独的折磨，人海茫茫，知音难觅，你让他们“租”个女友或男友回家过年，恐怕没那个可能。如果没有政府进行干预，他们这些人只能做“必剩客”了，将来还有一个合适的称谓在等着他们，叫做孤寡老人。

　　“琴瑟和鸣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也是维持心理与生理健康的必要手段之一。”赵炎说，古代男女到了适婚年龄而没有结婚，家庭与社会舆论的压力随即而来，由于年龄尚小，生理上的问题还不会显现，但是，心理上的问题必然会出现，若无超强的心理承受力，光是“被剩”的挫折感，就会导致严重的失眠症，在孤独、寂寞、焦虑、自卑等等坏情绪的纠结下，疾病隐患重重。

　　适龄男女不成婚“罚钱坐牢”没商量

　　一份《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如今“剩男剩女”未婚的主要原因是：社交圈子太窄、不够积极主动、工作太忙。“其实，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才是真正的‘宅女’。若是没有国家的干预，那可真是要老死闺中了。”著名文化学者倪方六研究发现，在古代，作为家国大事，男婚女嫁不仅仅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而且，“媒妁”不仅仅是来自民间。

　　适龄男女婚姻大事，在周代就属官方议程，国家专门设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职官。《周礼》中说：“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半”，媒氏主合其半，让男女成为夫妇。这也许真起了“示范”作用，不然到了三国时期，也不会把“媒官”设到交趾、九真等边疆地区。据史料记载，元朝的“媒互人”甚至由政府任命发执照，俨然就像今天婚介所的老板。

　　在清代，因为男多女少，官媒油水很足，光棍们争着送“聘金”，没有送的就伸手向光棍索红包。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男女绕过“媒官”私下来往，玩私奔，“媒官”常在晚上“查墙子”。所谓的“墙子”就是小巷子、旮旯处等男女方便私会之所。如果发现崔莺莺和张生那样翻墙私会现象，光棍男子往往会被“媒官”赶走。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历代以媒人牵线、家长包办促成男女成婚的方式是主流。政府也就往往会进行干预，出些“奇招”。“奇招”有哪些呢？一是制定法令。越王勾践命令男子20岁而娶，女子15岁而嫁；宋仁宗时期让男子15岁而娶，女子13岁而嫁；明太祖规定男子16岁而娶，女子14岁而嫁；按《大清通律》，男的16岁而娶，女的14岁嫁人。二是处罚。到了法定年龄不嫁人的女子，那是要罚款的，譬如，汉朝孝惠皇帝时，谁家要有女儿15岁以上至30岁还没有嫁人，罚款600钱；唐代对于男子20岁以上、女孩15岁以上还没有配对结婚的，也要处罚。

　　特别是对于女子，不出嫁处罚更为严厉。在晋代，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嫁人，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象。到了南北朝时，如果女孩适龄不出嫁，家里人都要跟着坐牢，这就是《宋书·周朗传》说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金代收藏鉴赏家为爱“落单”

　　凡事都不能绝对化，古代有不少剩男剩女，也并非是迫不得已，他们甚至是主动选择的，为啥？为“幸福”嘛。西安碑林博物馆第六展室陈列着一块入藏时间久远的《京兆刘处士墓碣铭》碑刻，虽然志铭仅有千字，却揭开了800年前大隐于市的金代“处士”为爱而独身的传奇秘闻。

　　“处士，古时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在唐代的习惯上，称为‘高士’，再早一点，便叫‘隐士’。后来泛指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这一类人，堪称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甚至历代的帝王或朝廷，隐隐约约都在注意他们的言行举动，心存顾忌。那些帝王将相，更生怕被他们看不起，便会觉得自己很不安心。”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文博专家王原茵说，根据铭文记载，碑刻最初立在京兆府“官塔院居士茔”，碑阴刻“府学公据”和“重立文庙诸碑记”元代记事两段，从时间推算，碑阴刻文显然晚于刘处士墓碣铭，为后来所刻，我们以此推断，该碑刻早在元代已经移入碑林。刘处士约生活在1179年至1239年，其60年的人生，53年在金代，金亡后他实际在蒙古统治下只生活了7年，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处士也算是金代遗民。

　　刘处士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和鉴赏碑拓、字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陕西地区的拓印碑帖大部分出自他之手。家里除了摆放一张床之外，全部堆满了古玩字画。刘处士不但是名气很大的金石学家和古物收藏家，而且还是一位顶尖的古物鉴赏家，他练就了“望而判其真赝”的法眼。

　　“奇特古怪的个性，别说在800年前，即使放在当今社会，刘处士也绝对是一个另类。”王原茵说，刘处士终其一生，没有成家。有人劝他娶妻，他说“不是不想，如果遇不到我心里称意的，我宁可一辈子孑然一身”。刘处士还是一个坚守气节的文人。他写一手很漂亮的汉隶，作诗的格律和苏东坡极其相似，曾经在街市卖字时，有一个官吏拿着一幅就走，他推开看门人径直闯进官府追讨，拿回字画扭头就走。对于合得来的朋友，顺手相送，分文不取，而对于脾性不和之人，即使一钱不值，千百金也休想得到。

　　古代也有“非诚勿扰”

　　古代为解决婚恋问题，也会举办类似今天这样的相亲会，增加“奔”的机会。奔，可简单理解为男女自由交流，“私奔”里的奔就有这种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为单身男女提供交友的平台。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奔”的机会，为青年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特殊机会，提高了男女婚配率。

　　唐宋以前，婚姻嫁娶一般要经过纳采(送礼、求亲)、问名(询问女子姓名、生辰)、纳吉(到女方家送礼、订婚)、纳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定婚期)、亲迎(成婚)等环节，古称“六礼”。到了唐宋以后，六礼已减为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但无论怎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前不能见面”等规定，都是政府倡导的。其实，唐宋不仅简化了程序，而且政府倡导的风俗习惯也开始逐渐动摇，甚至出现了“非诚勿扰”以及“万人相亲会”那样的相亲节。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载：“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意思是，男子带着礼品到女方家里，或在园圃里，或在湖上，双方见面。桌上，男方放四杯酒，女方放两杯酒，以表示男强女弱。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的背景下，男女青年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

　　古代“情人节”一般有两个：元宵、上巳。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藏在深闺的女子纷纷外出踏青，她们在河畔嬉戏、插柳赏花。而男子们也分坐河渠两旁，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以曲水流觞的方式吸引意中人。如果双方对上眼了，则一起漫步灞上，折柳相赠。如果说农历“三月三”是古代白天的相亲节，那么“元宵节”则是古代男女晚上的相亲节。元宵节晚上，古代青年单身男女走上街头。借着赏灯、逛花市的名义，寻觅心动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