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考是非常全面的，很难理出个头绪。譬如说“食人”，说“做梦”，讲“演戏”，论“主与奴”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有很大的现实性的。这篇主要“说食人”。

　　鲁迅在写完了《狂人日记》以后，给他的朋友许寿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为什么写《狂人日记》，是因为近来我偶然读了《资治通鉴》，才醒悟到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他自己很重视这个发现，说其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历史，人们必须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发现，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民族恐怕还没有完全走出“食人”的时代！

　　“吃人(食人)”这个概念在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体系里面具有双重意义。通常大家比较注意的是把“吃人”看成一种象征。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说在中国的古书里面写满了仁义道德，但半夜里看来看去，看见写满了“吃人”两个字。这里的“吃人”显然是一种象征。鲁“吃人”的比喻意义，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这里，不妨介绍武汉社科院王乾坤先生《关于“吃人”》(《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基本观点。他是从鲁迅的“立人思想”出发的。他认为鲁迅所说的“吃人”是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否定，对人的生存发展的贬抑，在中国，是自己被人吃，同时也吃人，不仅自己的精神自由受到贬抑，同时也贬抑别人的精神自由。这一点我们在第一讲里已经谈得很多，我就不再重复，同学们有兴趣还可以去读王乾坤的文章，那里有更为详尽、充分的讨论。

　　今天我所要强调的是，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或者说中国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不仅是象征，而且是实指：中国人真的是在“吃人”。其实这一点在《狂人日记》里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过去的研究者似乎不太注意其中实指的内容。当然这些“吃人”事实都是出现在狂人的狂想呓语中，跟原意多少有点不大一样，但意思是有的。比如小说中提到了中国古代易牙蒸子，在古书《管子》中就有过记载：有一天齐桓公说自己什么肉都吃了，惟独婴儿的肉没尝过；时为大臣的易牙就把自己大儿子的肉蒸了给齐桓公吃了。在《左传》里也有这样的记载：当年宋国的都城被楚军围困的时候，宋国人都“易子而食”，因为饥饿，互相交换儿子来吃。在《狂人日记》里还提到，近代的徐锡麒，秋瑾的战友，被抓以后，他的心也被炒着吃了。在鲁迅的著作里也有吃人的场面，大家应该记得《药》吃人血馒头的描写。在周作人的著作里也经常提到中国传统中吃人的记录，譬如周作人在一首诗里曾经提到，南宋时因元兵打来，齐鲁一带的汉族人为了逃避元兵的统治，从山东逃到杭州，即所谓“义军”。当时半路上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吃什么呢？就是吃人肉干：“人腊”。一路吃过来，吃到杭州为止。这就是说在中国，"吃人"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而且实际上也真的在"吃人"( 食人)。

　　这里，我想向同学们介绍一本书，叫《中国古代的食人》，这是研究中国古代人吃人行为的专著。但是我觉得非常痛心，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祖籍韩国的美国人，叫郑麒来。这样的著作本是该中国人自己写的，但我们对惨痛的历史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而终于由外国人来写，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感到惭愧。看这本书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作者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本来“食人”行为是人类都有的，不仅仅限于中国，因为人类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特别在灾荒中、在战争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问题是中国的“食人”记录，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它的次数之多，它的残酷性，和它的理论色彩(即有理论地吃人)，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据作者的研究，“食人”的行为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求生性食人，即前面所说原始时期灾荒中、战争中的食人；另一种是习得性食人，后天养成的习惯性食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理论指导地食人。他说中国第一种吃人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就是特别多，他根据古书记载，在书中列举的因为战争吃人，就有39例(都不是吃一个人，而是大规模地互相吃)。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朝代都有好几次。因天灾食人越到近代就越多。譬如说清代，据《清史稿》记载，352次灾荒，发生19例食人事件。在清朝统治的260多年间，大约每15年就有食人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