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12月12日下午，三联书店就陆续出版“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举行了一个研讨会，许多著名学者来到三联韬奋图书馆，一起展开讨论。会议临近尾声，钱理群先生做总结发言，他说，“应该告别了”。

　　上周，钱理群的一则“告别宣言”在微信朋友圈被转发了超过7万次。那是他在自己作品精编集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

　　当天的研讨会集合了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诸多知名学者。望着满座的同学好友、晚辈弟子，钱理群安静地坐了将近6个小时。实际上，在他最后发言之前，会议就已超时30分钟。但几乎没人提前退场，连未获发言机会的孔庆东等人都包括在内。

　　那是钱理群的一个标志性时刻。“我该写的写了，愿意看的也看了，不愿意看的也不看了，就应该告别学术界了。”今后将“退出我原来参与的各种界，中小学语文界、青年运动、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界。把最后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我的家庭，过更平静的、也更本色的生活”。

　　75岁，对于一名精力仍然十分充沛的学者来说，尚算不上高龄。但钱理群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应该退场的时候。那一天，在弟子们的称颂声中，他对自己在治学与性格上的不足毫无遮掩地加以剖析。

　　钱理群在学术上的起点可以说是对周氏兄弟的研究。他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自己的精神导师是“鲁迅和毛泽东”。作为当代最敢于对公共事务发声的知识人之一，钱理群在大学精神、中小学教育等方面都曾有过犀利的批评言论。其文中的提法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至今仍在被人们沿用。

　　但是与他的同代学者一样，钱理群身上也有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性。正如他在“告别宣言”中所说的，“我跟我的研究对象之间有巨大的矛盾”“不懂外文，不读古文，也不看任何外国理论”。上述原因使得他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所做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自身生命和历史经验上，而缺少国外理论资源的支持。这一点与新一代学者相对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思维有很大区别。“我号称鲁迅、周作人专家，实际上鲁迅和周作人很多层面我进不去。这不是我不愿意进去，而是我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进不去。”

　　有学者还提出，钱理群治学“喜欢做宏大结论”。钱理群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我的学术可能比较大气，但是精细不足。而且还有个问题，老是有一种想象，有一种大的东西在诱惑着我。我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忽略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老是要搞新的东西怎么走，这样使得我这个研究显得非常粗俗，可以说是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子。”

　　由于对自身局限有清醒认知，钱理群更愿意在书的扉页写下“献给青年人”，愿意充当给知识结构更好的人引路的“中间物”角色。钱理群对青年人的关心是出了名的，当天的一件小事亦可为证。茶歇时间，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孩想请他帮忙审阅自己的博士论文，钱理群二话没说就接了下来。

　　尽管古道热肠，钱理群还是决定就此告别青年。网络时代90后的所思所想，超出了他能够理解的范畴。“我发现我已不理解当代的青年了，对60后、70后我有点理解，80后多少有点理解，对90后我完全不理解。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网络时代青年的选择是我们所不能理解、不懂的。无论你支持他、批评他、提醒他都是可笑的。所以我再也不能扮演教师的角色。我必须结束，因为我已经不懂他们了。”

　　钱理群面对网络时代表现出的困惑，在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亦具有一定代表性。如学者孙歌所言，“我们其实已没有办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非常确定地去辨认我们和政治的关系，我们和道德承担的关系，特别是最后一重关系，我们和现实社会的关系。”

　　不过，钱理群此番告别的是各种“界”，但并非彻底告别学术。老人表示，目前还在写八九本书。只是或许，今后我们将很难再听到他就公共议题大声疾呼。学者孙郁把钱理群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众声寂静的年代，风车犹在，骑士难寻。

　　文：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