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代新儒家对传统道德的呼唤，是不是一个即将消逝的文明的缥缈绝唱？出于对伦理学和道德问题的基础追问，不少新儒家学者是将社会伦理问题、道德修养问题与民族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的。要从旧礼教残垣中发掘出它永恒的基石，道德化的儒学必须发扬光大，强调个人修养，回到道德之心……思想史研究者金纲告诉我们，新儒家决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要以现代的理念、创新的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传承中国文明，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基础。

　　学者简介：金纲，原名李作乾，思想史研究者、民间学者，著有《论语鼓吹》等。2008年后，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思想史研究和学术规划工作。2012年起开始独立研究至今。

　　记者：关于儒学史的历史分期有过许多探讨，张君劢、冯友兰、钱穆、成中英、李泽厚等均有相关论述，分别提出了“三期说”“两期说”“四期说”“五期说”“六期说”等。金老师认为儒学发展的历史应怎样划分？

　　金纲：考察儒学史，可以看到，孔子之前的“古儒”阶段是孔子儒学的直接来源，不便于分割，故可将“古儒”纳入孔子儒学逻辑起点，并衍伸至董仲舒之前，称为“先秦儒学”阶段。

　　董仲舒之后，儒学一变。迄于两汉魏晋隋唐五代，多秉承汉代考据之风，期间又有“今古文之争”。这些，可概言为“汉魏儒学”阶段。

　　宋代儒学彰显义理之说、盛行疑古之风，至明末清初，其说、其风势头不减，成为中国儒学思想史一大凸起高峰。这一期间可称为“宋明儒学”阶段。

　　清中叶以至于今，儒学“歇绝而复振”(陈寅恪语)，但期间之脉络仍可见出西学东渐以来问题之焦虑：儒学面对历史进程的现代化与民族性问题，如何因应？这一焦虑仍在历史进程之中，并未解决，故可将其称之为“近代儒学”阶段。至于“现代儒学”，在我看来，事实上是“近代儒学”的逻辑延伸，它仍在回应“现代化与民族性”两大问题之中，并没有更新的问题焦虑。因此，我主张，现代儒学是近代儒学的组成部分。

　　综上，可以将中国儒学史大略分为：先秦儒学、汉魏儒学、宋明儒学、近代儒学四期。

　　记者：近现代的中国发展迅猛，但发展方式与古代截然不同。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儒学也出现了变化。请老师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现代儒学？现代儒学和传统儒学有哪些异同点？

　　金纲：思想特点，一定与问题焦虑有关。没有问题焦虑，就没有思想。现代儒学，如前所述，其问题焦虑仍然是文明演进间中国人的身份识别问题，也即现代化与民族性问题。现代化作为文明演进不可终止，民族性作为身份识别不可消弭，因此呈现为儒学必须面对、并必须做出回应的两大问题方向。

　　清中叶以来，儒学在“歇绝”状态中，多沉潜于心性儒学中不敢面对世界大势。这一流风延绵至今，人多以为儒学不过是回应道德建设问题，这就回避了政治建设问题。但清末以来的大儒(如康有为等)开始直面世界政治，这就为现代儒学开辟了另外的方向，也即现代性和民族性两大焦虑问题。这就是现代儒学与传统儒学的不同之处。

　　记者：杜维明老师曾说，“现代儒学核心乃是见利而思义”。老师认为这句话应如何理解？

　　金纲：如果承认现代儒学是近代儒学的衍伸，必须回应“现代性”与“民族性”两大问题，就应该承认，现代儒学内在地含有政治与伦理两大属性。现代性问题含有政治方向，也同时含有伦理方向；民族性问题含有政治方向，也同时含有伦理方向。政治方向，与人类公正、公义、公平诸问题相关，可以概言为“公道”；伦理问题与人类道德、公德、私德等问题相关，可以概言为“仁德”。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儒学统合为“公道-仁德”一体的核心理念。

　　“公道-仁德”中间有个连接号“-”，不可以移易。它预示了在儒学世界，政治必须与伦理方向一致(政治不得泯灭伦理价值；政治家不得背离伦理大义)；而伦理，则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政制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为现代儒学预先设置壁垒，令现代儒学在展开过程中，拘囿于“心性”之中，走清代儒生的老路，是不明智的。这是对儒学的矮化。这样讨论儒学，道路会越来越窄。儒学，必须是“政治-伦理”一体的，也即“公道-仁德”一体的。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见利思义”，更多的是伦理命题，不是政治命题，因此，还不足以概言现代儒学之“核心”。

　　记者：学习儒学对当今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现代儒学应怎样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呢？

　　金纲：儒学是少数人的事——历史上如此，现代也如此。它是社会精英的理念、思想和道义学说。但在共同体文明的展开逻辑中，儒学具有“教化天下”的功能，也即经由精英的推演、践履，影响更多人。在传统中国的“民间自治”生态下，儒学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资源。

　　儒学的目的就是为世人提供政治伦理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传统讲述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三达德”、“四维八德”等。它们可以最后化约为“公道-仁德”这个主题词。儒学就是在讲述“公道-仁德”价值观。

　　价值观，需要讲述、书写，更需要传播。传播有效，价值观就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肯认，成为主流价值观。推行久了，为共同体所接纳，就成为民族文化印记、民族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儒学就是华夏身份识别的文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