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对自己独创的“大令体”、“一笔书”非常自信。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较，你觉得怎样？”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却说：“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晋书•王羲之传》：安又问曰：“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当然，王献之的话不免年轻自负，对自己与父亲书法之不同，颇有己见，于自负中也可以看到他创新的自信心。王献之既深受其父影响，又不墨守成规，不迎合他人，而保持充沛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书法达到晋代的另一座高峰，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并对后代书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羲之七子一女，皆工书法，但与王羲之齐名的还是王献之。沈尹默在《二王书法管窥》中说：“大王内擫，小王外拓。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内擫是骨(气)胜之书；外拓为筋(力)之书。”“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研，不言而喻。” 仔细比较羲献用笔，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笔法，并加以旋锋使转，方圆兼济，骨法森严；王献之则多用外拓转笔，大开大合，苍劲矫健。羲之内擫笔法重骨力而收敛含蓄，其书法具有中庸蕴藉的优雅之美；而献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张不羁，书法重筋力善绞锋使转而下，具有明朗宽博的豪宕之美。明代丰坊《书诀》中说：“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

　　早年献之通过学习父亲《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小楷《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代的代表作。前人评论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钩摹本)，全幅舒展大方，在方正中加入欹侧、纵敛、高低、长短的体势、增加字的动感，楷草相杂，书写自由，显示出献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怀的风格。

　　行草代表作品为《鸭头丸帖》，寥寥两行，非行非草，个性鲜明，为传世真迹：“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此作品充分展示了王献之所创“稿行之草”的美学观，在两次蘸墨的自然书写中，墨色由浓润而枯淡，节奏起伏和气韵变化极为自然空灵。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中秋帖》大抵为米芾对王献之《十二月帖》节临的结果。米芾在宝晋斋中收藏了《十二月帖》，经常观瞻临写，删去了与“一笔书”书写不太谐调的十个字，饱蘸浓墨任性而下，笔势连绵不断，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而成刚健豪爽的一笔书。可惜，米芾临写用笔过于肥厚，减弱了魏晋清奇洞达之气韵。清张丑《清河书画舫》云：“献之《中秋帖》卷藏于檇李项氏子京，自有跋，细看乃唐人临本，非真迹也。” 可谓眼光独到。

　　另几件“一笔书”的代表作为《淳化阁帖》第十中的《吾当帖》：“吾当托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当具东改(次)枋三四。吾小可者，当自力无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诸谢当有，有便是见。今当语之，大理尽此。信可一一(具)白。胛痛可堪。而比(以)作书纪(殆)若不可识”。变其王羲之上下不相连之小草为相连的大草，一笔连贯数字，气势宏伟，豪迈之气扑面而来。

　　同样，王献之《消息帖》“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经心。向秋冷疾下。亦应防也。献之下断来。恒患湿头痛。复小尔耳”。笔法精到，风格宏阔。王献之《庆等帖》《玄度帖》等，八面出锋，阴阳向背，天风海涛，不可端倪。

　　中国书法史上，曾经出现了“小王胜大王”的奇观——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超过了王羲之。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将王献之推上了中国书法最高地位，声誉压倒其父羲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褒羲而贬献，书法史才重新将王羲之推倒书圣的位置。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淳化阁帖》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大约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在历史的烟云中，王献之的墨迹本大多未能保存下来，如今能够见到大抵七件墨迹本，却都是摹本。

　　平心而论，羲献父子，在中国书法史上即达到极高境界，在笔法和美学风格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最，献则以行草为能。而二王的真迹都已一字无存，传世书法全是复制品，王羲之流传较广大约有二百五十余件。由于对书法创新的巨大贡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的觉醒和书法个性的空前张扬，从而超越汉魏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并峙的双峰。

　　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和书法理论首先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长子玄之善草书，次子凝之工草隶，三子焕之善行草书，五子徽之善正草书，六子操之善正行书，七子献之善草书。黄伯思《东观徐论》说：“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生生不息，到王羲之七代孙(徽之的六代孙)隋代智永，仍然书法名播海内外。智永《真草千字文》影响颇大，其书法继承祖法，又勤奋习书，所以书名大振。相传，智永居永欣阁上临书30年，写《真草千字文》800余本，分别赠送给浙东各寺庙，写秃的毛笔装了好几瓮。《千字文》墨迹，深得二王精神，点画精到，笔势温润，结体谨严，表现出熟巧之趣。当时求书者及请题匾额者如市，所居的门槛被踏破，只好用铁皮裹上，被人们称之为“铁门限”。《书断》认为其“兼能诸体，于草最优”，列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宋代苏轼《东坡题跋》认为：“永禅师书，骨气深隐，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其所书帖大多不传，现传世书迹有《仿钟繇宣示表》，另有日本藏《真草千字文》。

　　在当代书法创作中，我们应迷途知返，坚定地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在二王书风的优美和壮美中，感悟经典永恒的魅力！我们不妨听听张怀瓘对王献之所创立的逸气纵横新体行草的评价：“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