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

　　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第一，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3000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4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迭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 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而中国人口已接近4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