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臧棣：陈超，一个真正懂当代诗，又宽厚善待诗人的批评家。当代诗受益于他的智慧，敏锐，精准，宽厚，而对他的回报却如此之少。想来不免悲痛至极。

　　徐敬亚：陈超，一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能把文章写得既学养深厚、审美精致，又如普通读者平白亲切，善解诗情，何等聪明、睿智！最终，诗没能救他，所有的理论也无法把他挽留……为什么他自己伸出一只手从背后推走了自己？为什么全天下的阳光都不能照亮他内心那一小片黑暗……

　　叶匡政：一直想去石家庄看望陈超先生，没想到来了，竟为送他最后一程。人之哀恸，莫过于此。陈超是当代杰出的诗学家，学养深厚，思锐识卓，有自由的学术精神与深度的专业自觉。他的诗学体系体大思精，审微见远，卓然一家。他还是一个至诚至性的诗人，高蹈自守，令人尊敬。

　　翟永明：好人呵！好作家！好批评家！这个时代、这个现实社会——为陈超一恸！

　　王家新：“是不是，如果你，如此的眼睛暗淡了，/那么生命不是生命死亡也不是死亡……”(茨维塔耶娃《新年问候》)

　　这是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作《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的开头，虽然四月已过，但10月31日凌晨，陈超用自己从16楼的纵身一跃，来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冬…

　　诗学：做了新诗史里最扎实的工作

　　陈超去世后，有人希望能对陈超在诗学上的贡献做一个盖棺论定，唐晓渡觉得，虽然人不在了，但有些东西还在生长，“精神这东西不好说，有时候它会用另外的方式在另外的人的笔下生长。”

　　唐晓渡与陈超的初次见面不是1983年下半年，就是1984年上半年，“那时他在山东大学进修古典文论，《诗刊》1983年春节后从小关搬到虎坊桥，我分到作品组，负责作品组的是吴家进，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去找吴家进，家进桌子上有个稿子孤零零的，编辑部到处都是稿子，大概是那篇太孤立，印象很深，那是陈超的文章，从当代的角度看古典诗论，吴家进进来，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不错，还挺有见识。”

　　“1992年开始我静下心来写了24篇专栏，每篇阐释一首诗，当时还很得意，觉得没有人像我这样写，所以陈超两卷本的《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突然出来，我心里是暗叫惭愧的，他那个功夫！陈超做得更早，1987年不声不响开始写的，当然方法我们不一样，他是点评式的细读，我是展开阐述，他的工作功不可没，可以说这是整个新诗史以来做得最扎实的一本东西。”

　　唐晓渡评价陈超很勤奋，“我经常和陈超说，你比我勤奋多了。如果说每天让我做二十首诗的点评，我想想都疯了。他生活非常规律，时间怎么用，都是按照工作来组织的，当然也是因为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天非常晚，第二天他爬起来吭哧吭哧写，等我起来他已经写了两千字了，我说你这工作效率真是高啊，他说‘也没什么，胡写呗！’”

　　除了诗歌文本的细读，陈超另一个重要工作是当代诗歌现象学意义上的观察，包括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在诗学层面上建构他的生命诗学，“这两个工作他都做完了，而且可以说都做得很好。”

　　但是唐晓渡也隐隐发现，陈超这两年渐渐主动关闭和朋友的通道，朋友们觉得陈超这几年也不怎么开会了，大家觉得他在积蓄力量。“他属于在写作上很有计划的人，他去年跟我谈过在一些项目上耗费的精力，希望赶紧做完，回到个人写作上来，但那个项目也加重了他的颈椎病。”

　　“去年以来他大概写东西很少，以前他会主动说，晓渡，你在写什么？自己主动也会说起来，最近在写什么，但这两年不太说。我后来问他最近在干吗？他说，哎，没干吗，一写作头就晕，颈椎病。”

　　有人说陈超的离开是因为整个人文生态的恶化，因为对诗歌的不满。唐晓渡认为这是胡扯，以唐晓渡对陈超的了解，这不会成为他的焦虑源。“我知道陈超还是有抗击打的能力的，有精神上的韧性，我们这代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活不下来。”回顾陈超的个人经历，插过队，当过工人，经历过残酷的人生历练，生命本该没有那么脆弱。唐晓渡难过的是，“孤立起来都不会成立的原因，很长时间郁积——当然首先是疾病。如果不能写作，不能思考了，我可以想象这对他的伤害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