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不求官职，过着与自己相适应的带隐者意味生活的郭璞，具有对自己预见的自信和占筮者相符合的识见，并展开了对政治锐利的批判，南渡以后，被王导赏识并作为东晋之臣则是以后的事了。太兴初年，郭璞作《江赋》，后复作《南郊赋》，他的才能被文帝所识并被任命为著作郎。观此二赋，即可明白，郭璞对在江南重新建立东晋王朝，在政治上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然而，不久这种期待便付诸东流。这种期待的失望，便是《晋书·郭璞传》中“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璞上疏”所说的疏文，在《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太兴四年条中，也说“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河东郭璞以帝用刑过差上疏”。因为这一疏文，是在东晋政权建立以后四年奉呈的。今天，在他的文集中，我们仍可以看到他残留的以“省刑疏”为题的疏文，郭璞象预言者那样确信并惶惶不安，太兴三年秋以降，经年霖雨不歇，这一现象，是关满了监狱中的人的怨气造成的，还有，发生在建兴四年十二月，一个叫淳于伯的人被解市处斩时，发生了血由下往上逆流及于长标的怪事，这些怪现象，都是处刑不当产生的。因此上疏希望及时革除治世的弊端，请求施于恩赦。兴味颇深的是，作为上疏，“省刑疏”略去了通常诉说愿望的记述，毫不忌惮地选择了当政者处置不当这一问题。

　　然陛下即位以来，中兴之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风先彰；经国之略未震，而轨物之迹屡迁。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惑；职次屡改，则觊

　　觎生；官方不审，则秕政作；惩劝不明，则善恶浑。此有者之所慎也。

　　疏文从创业的开始说起，抓住了当政者无原则可言的统治方法，锐利地涉及到为政者未尽的责任。在这一上疏的第二年，即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乙卯，大赦，改元。”(《资治通鉴》卷九二)，从这一记录的事实可知，郭璞对中兴的政治，圣教风俗的实现以及法令刑教这些政治现象，进行了极为峻烈的指摘，并一再上疏。

　　去秋以来，诸郡并有暴雨，水皆洪潦，岁用无年。适闻吴兴复欲有构妄者，咎徵渐成，臣甚恶之。顷者以来，役赋转重，狱犴日结，百姓困扰，甘乱者多，小人愚嶮，共相煽惑。虽势无所至，然不可不虞。……陛下上承天意，下顺物情，可因皇孙之庆大赦天下。然后明罚敕法，以肃理官。(《晋书·郭璞传》引皇孙生上疏)

　　天的存在，具有绝对的公正性，并支配着宇宙的秩序，这是儒教的看法。这种儒教的发想，是把因暴雨洪水而在饥馑中号泣的民众的嗟怨，看成是上天对为政者恶政的一种叱责，从而使要求发布大赦令的郭璞的疏文，具有动人的力量。

　　对站在民众一边揭露现实的诗人来说，刑法严酷主义的恐怖政治带来的，是更深的绝望的状况，预见到这一点，并在拯救这种积弊中能够提出具体的政治改革措施，对于改革动脉硬化的官僚机构，整治乱脉一般的法制制度，是必要的。在这二篇疏文以外，在他的文集中，还存有“谏留任谷宫中疏”为题的一篇疏文。读这篇疏文就可以知道，建国初期燃烧着施行美政热情的元帝，到了他的晚年，已开始变得精神颓废。

　　暨阳有个叫任谷的女人。因农事疲劳在树下休息，突然被一个穿羽衣的人淫之。事毕，羽衣人杳然而去，不知所至。任谷此后遂有妊娠。满月将生孩子时，羽衣人又突然来到，并以刀戳穿任谷的阴部，取出一蛇子便去。任谷以后至宫廷成为宦者，并上书，自称自己有道术，元帝遂把她留在宫中加以重用。郭璞劝谏元帝的，就是这篇“谏留任谷宫中疏”。疏文一开始便说：“任谷所为妖异，无有因由。陛下玄鉴广览，欲知其情状，引之禁内，供给安处。臣闻为国以礼正，不闻以奇邪”，紧接着又说：“案《周礼》，奇服怪人不入宫，况谷妖诡怪人之甚者，而登讲肆之堂，密迩殿省之侧，尘点日月，秽乱天听，臣之私情窃所以不取也。”以此揭露任谷，并献策，建议把作为妖蛊诈妄之徒的任谷放逐到异裔之地。而容忍不合理的事物，在受妖言鼓惑的态势中趋于昏聩，乃是心理颓废的表现。随着为政者这一颓废的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便出现了任谷，及时地识破这一颓废的现象，上谏当政者，把任谷从宫廷里放逐出去，郭璞的上疏，提出了合理的政治建议。这道疏文提出不久，元帝病殁，任谷也就逃出宫中，不知去向，不知什么原因，郭璞此后也就辞去了尚书郎的职位。

　　四

　　郭璞辞去尚书郎的理由，《晋书》本传上记载说是以母忧去职。但是读《北堂书钞》卷六十所残存郭璞的《辞尚书郎表》就可以知道，郭璞说以自己劣弱之质，无用之才，不能胜任督责之官，剧繁之任，大概也是一条理由。但是，以这些作为辞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间接的原因是，郭璞所以此时卸任，元帝的死，对他无疑有很大影响。郭璞为官，器重他的人是元帝。因此，对元帝的政治，郭璞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但还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复杂的理由缠绕在一起。如“母忧”，“无用之人”，也许都是组合成这种复杂的原因。但对他来说，还应该有更为直接的原因。就目前所知道的有两则资料。一是四言诗《赠温峤》三首，以及一则以《客傲》为题的散文，都是郭璞的作品。《客傲》暂时放在后面论述，且先看他的《赠温峤》诗。

　　温峤是在明帝东宫的时代里，郭璞作为布衣交结的显贵之士。现在这里所引的，是《赠温峤》的第二首和第三首：“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苔同岑。义结在昔，分涉于今。我怀惟永，载咏载吟”(其二)。此诗为沈德潜《古诗源》所收，沈氏赞“异苔同岑”句“造语新俊”。在这首诗中，郭璞爽朗直率地歌唱了他们之间同志的深情和义节。问题在第三首诗句。

　　子策骐骏， 我案骀辔。

　　进不要声， 退不傲位。

　　遗心隐显， 得意荣悴。

　　尚想李严， 逍遥柱肆。

　　诗中“尚想李严，逍遥柱肆”之句，是依据老子、庄子的故事而来的，假如由此考察它展示了隐栖郊野的心情，则可推定此诗应作于郭璞辞去尚书郎职之际，为感激温峤的友谊而作此相赠。“子策骐骏(骏马)，我案骀辔(驽马)”的首句，是把名门出身的温峤和寒门出身的自己进行对比中产生的，在那里，郭璞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表现出人意料。总之，在强大的门阀豪绅构筑起不可动摇的官僚机构中，尽管他怀抱着卓绝的知性和才能，但在政治舞台上，作为一个官吏，他还是尽到了自己能力的极限，并体验到了那种痛苦的程度。程千帆氏在他题《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辩异》的论文里，从这些诗句看到了郭璞还处于二律背反的心情之中。因此以为诗人郭璞还没有在政治挫折中截断他那难以截断的政治热情。至此可以看出，在郭璞的政治建议中，最值得珍视的，就是这种人品上的，一以贯之的纯真生命的燃烧，直至阻止王敦反叛，自己濒临死亡的瞬间，这种燃烧还在持续。可以说，这种向死亡方面的倾斜，一开始就已经包含在这种参与政治的情势中。

　　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的《郭璞别传》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璞)时有醉饱之失，友人干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尽，岂酒色能害？”在这段逸话中，郭璞的言论行动不受礼教的束缚，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具有强烈个性的自由人的气魄。干令升，即《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郭璞在东晋元帝时期同任著作郎之职的友人。只是在《晋书》本传中，“伐性之斧”一语，已被改成“非适性之道”，不过，对于郭璞来说，友人干宝所谓“伐性之斧”的意图，其中具有何种深意，他是不会不理解的，应该说，朋友的这一忠告，他充分理解。只是这两个寒门出身的人，不知出于什么时候，靠自己才识所赢得的官僚地位遭到贬斥，且被不安所纠缠。近似于名门豪族世袭制度的官僚机构，在名义上的礼教伦理秩序已腐败不堪的中古社会中，郭璞也好，干宝也好，尽管具有卓绝的文学才能和超人的识见，但在意识到这种机构秩序之时，也许就会像冻住了一样感到绝望，认识到在中世纪日常生活中存在丑怪事物的干宝，采集了在民间广为流布，且为民众所笃信的神奇鬼怪的传说。在对现实和假设的判断上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知道，对不合理的生存，他实在不能忍耐。也许正是这个干宝，不忍目睹醉酒痴狂的友人过多流露出可怜的绝望，因此不得不加以忠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郭璞对此却加以拒绝否定，并毫无忌惮地公开申明自己是不会被伤害的。在中世纪独有的虚伪秩序意识框架的束缚之下，人们的自然本性遭到扭曲，自由的想象力因被耗干，而变得萎缩，在这种情况下郭璞却具有过多的奔放的生命力，这对于干宝来说，对劝说没有效果感到遗憾并表示担心，对于拒绝忠告的郭璞的生活方式来说，直至死的瞬间，体现绝望的，仍是那丝毫不变的勃勃生气，由此可以看出，他具有否定现实的无政府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