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的一天，北京通政使司前的大鼓被敲得震天价响。上访喊控人叫李士诚，直隶冀州人，据称：他在安徽盱眙县贩卖银鱼，因事得到同乡裴某的帮助，后亲眼见到裴某一家七口被当地县令派人杀死。因他看到事情真相，也遭追杀，几历惊险，才逃免于难，他为恩人一家的惨死愤恨悲伤，因涉及现任县令，申控地方官府难起作用，就进京控告，吁请朝廷为亡人雪冤。

　　通政使司火速上奏皇帝，乾隆一听在盛世居然还有这样的干部，十分恼火，立即就点派钦差大臣到安徽，会同两江总督彻底查案，并指示务必追拿凶手归案惩办。

　　然而，盱眙县令否认有杀人之事，并且，被提审的涉案人员都表现得莫名其妙，最吊诡的是，“受害者”家属坚称家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被抄杀之事。

　　钦差大臣一头雾水。到底怎么回事？假如没有此事，李士诚为什么敢于铤而走险？李士诚控告无仇无怨的盱眙知县有什么好处？——二者并无利益相涉。只有疯子才干对自己毫无利益的危险事情！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士诚真是疯子！

　　当时，精明的两江总督感觉押解到堂的李士诚举止不同常人，就延请名医为他诊断，这一检查，发现李士诚六脉滑大，有痰迷心经之症。通过审问和交谈，更加确定李士诚不同于正常人。钦差派人到其老家找到李士诚的母亲，她供称，李士诚去年六月在盱眙得了疯病，今年三月，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这一来，一场精神病人击鼓鸣“冤”的上访京控大案终于水落石出。李士诚京控不实，按照律例应该受到严惩，但是，由于他确是疯癫，就免除了严惩，被押回原籍看管。这个案件很另类，成为当时朝野茶余饭后的谈资。

　　精神病人的京控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封建政权对于危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中央政府执行法律、审理案件还是相当严格、仔细的。

　　五、古代上访有哪些影响因素

　　首先，古代信访制度要求必须逐级上访。隋代就确立了严格的逐级告状制度，案件必须经过当时的县郡、州、中央省部逐级上告，否则就是“越诉”，只有走完上述程序，或者是官员都不受理时，才可以向皇帝直诉。

　　宋代对上访进状的程序规定得更严密。百姓到京城上访必须先由登闻鼓院受理，检院不得收接。如果鼓院不受理，才可以到检院，如还不受理，即“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如不给判状，听诣御史台自陈”。

　　元朝把向地方政府的申诉作为直诉的前提。“诸陈诉有理，路、府、州、县不行，诉之省、部、台、院，省、部、台、院不行，经乘舆诉之。”(《元史•世祖本纪》)

　　清朝信访制度中具体分为地方上控与京控。清代以州、县为初审级，当事人不服初审的判决，可以依照府、道、司(臬司)、院(巡抚)的顺序逐级上控，这是正常的通道，此外的都属越级上控。这些程序上的严格设置，都对群众上访产生了实际的限制。

　　其次，越级上访、控告不实都要打板子

　　到京师向皇帝告御状，构成“越级上访”，唐代法律规定要笞四十。拦轿申冤叫做“邀车驾”，也属于“越诉”，但是，唐代视其为普通的“越诉”，即便冲入皇帝仪仗也只是杖六十。但明朝法律对此处分严厉，告状者冲入皇帝仪仗的，可判绞刑。元代规定：“未诉省、部、台、院辄经乘舆诉者罪之。”清朝干脆规定不允许“邀车驾直诉”。1851年，咸丰从西陵回京，当地妇女拦驾上诉，因为兵丁拦阻引发冲突，此事为首者张伊氏，以“妇女犯殴差哄堂罪”，被发配边疆驻防地为奴。上诉不成，反被治罪。

　　清朝不许越级上控，“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同时，古代政府对上访户越级控告，事属真实的，给予改判，如若虚假，就要惩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

　　到了清代，“京控”不实的话，将以越级上诉为由，加等治罪，诬告者反坐。

　　此外，清代法律在认可百姓上诉上访权利的同时，又制定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以及“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扛帮赴京”等罪名，这几乎就是让上访百姓“戴着镣铐跳舞”。如此规定反而成了地方上那些心虚的官吏、豪强截访抓人的“利器”。

　　第三，地方“被告”对“上访户”的阻挠、截访

　　其实，基层百姓上访，一般是因为地方官吏和豪强违法聚敛、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严重危害百姓经济、生命的行为引起的，怕京控的某些地方官员、豪绅，为了“息讼”，手段层出不穷，最恶劣的是截访、截拿上访人的伎俩。历史上就有很多地方豪绅、官吏派人在路上抢走上访者的盘缠——上访者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百姓，没了路费川资，自然就寸步难行，更不用说是到京城上访了。

　　历史上也不乏地方官员派差人直接截拿“上访者”的例子。

　　北宋熙宁变法期间，主管河北路河防水利事务的官员程昉大兴引水淤田工程，淤田淹毁了原武、雍丘等县许多农田、房舍和坟墓，损害了庄稼，百姓因为在地方上投诉无门，便结成上访团去京师告状。程昉得知消息，命令地方官员立即把上访团全部追了回来。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川人陈某去京城上访，到达北京附近的涿州时，因东西被窃而告官，当地衙役查验现场时搜到状纸一张，州官赶紧通知直隶总督，派人将上访人陈某强行押回四川原籍，阻止其京控，算是为四川的同僚“办了件实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安徽庐江县张黄氏因儿子张咸义被知县杨霈霖刑讯至死而上访，杨知县派人半路截访，深夜，衙役从一个破庙里把张黄氏抓回了县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末的漕运系统中，某些官员为了掩匿其贪暴、跋扈的秽行，养有打手“专殴控漕之人”，使得东南沿海的办漕之民，控告无门，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见，古代地方官吏阻止百姓上访直诉的势力相当强大，对实施正常的直诉制产生严重威胁，试图一手遮天，使得底层百姓同最高当局隔得越来越远。

　　结 尾

　　封建时代允许“来京上访”及“告御状”，被视为统治者的德政，或者亦可说是皇权对于官僚体系的一种监督、约束，但是，上访直诉制也存在诸多“硬伤”。

　　其一，皇权直接干预司法，行政与司法难以真正分开，局限了审判的独立和公正。同时，各朝各代虽然都安排了官员负责接待上访，但是并没有哪个机构来监督这些官员有效执行、处理百姓的上访，偏离直诉制的本义。

　　其二，古代只在京城皇宫外设立登闻鼓以及处理京控案件，使得各地百姓特别是偏远地区百姓，在当时交通环境恶劣、交通工具乏陋的情况下，以乡野小民的经济和活动能力，无法在有效时间内到京城击鼓鸣冤、上访申控，使得制度就流于形式了。

　　其三，在制度上，古代的统治阶级给百姓上访制定了很多限制性因素，客观上遏止了许多冤屈百姓向上反映问题、寻求伸冤的可能性，养痈贻患，积聚、酿化了众多社会矛盾。

　　但是，综而言之，历代帝王对直接来自民间的百姓控诉认真对待、畅通反映问题渠道的出发点是值得赞赏的。

　　文/李晓巧 江苏新华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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