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恋主义文化的研究

　　在拉什的那本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中，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对资本主义文化在二战以后出现的新变化予以细致分析，认为在心理学层面上的自恋是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症结所在。在他的论述中，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政治格局、休闲方式、教育状况、家庭结构、两性关系以及养老制度等，都因为普遍存在于现代人心理结构中的自恋型人格而发生了改变。似乎上至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下至两性关系中出现的情感危机，都是自恋主义的盛行在“从中作祟”。在拉什看来，“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病态形式，并用夸张的方式表达出其内在的性格结构”。如果说在19世纪，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对资本原始积累的狂热追求，使得物质占有欲、疯狂的工作热情以及性压抑等特质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结构，并在临床上表现为大量出现的偏执狂、歇斯底里等症状；那么到了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录音机、照相机以及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使现代生活带上了一个巨大回音室或一间满是镜子的大厅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形象的泛滥损害了现代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使他们对自我的感觉依赖于自我形象的消费，并把外部世界理解为自我的反映，因而再也不会对外界事物产生丝毫的兴趣。于是在精神病理学上，表现为自恋取代了歇斯底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常见的病症。

　　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拉什从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捕捉到了自恋主义留下的印痕。例如，在政治领域，这位历史学家认为今日美国的国家政策已经不再与国家利益挂钩，而仅仅关乎国家的形象。例如，在饱受争议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人在指定其对越政策时才不会考虑越南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该国的政治形势……只知道决不能让美国的声望受到损害”。使政治完全蜕变为一场表演。19世纪那种带有典范意义的政治实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两性关系领域，拉什感慨于传统欧洲社会“骑士精神”的消逝，认为虽然妇女在传统社会中地位低下，但向女人献殷勤的“骑士精神”却能够使压迫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然而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两性之间的平等使得男人不再对女人负有保护的义务，一种新的情感交往方式应运而生。男女双方都试图“操纵他人的感情而同时又竭力保护自己的感情不受伤害，男性和女性都培养起了一种保护性的感情浅薄以及一种玩世不恭的超然态度”，任何男女之间的真实情感都不再成为可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拉什在对20世纪人类情感结构的变化进行批判时，心中充满了对于旧时代的眷恋之情，以至于他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理念颇多怨言。这也就难怪他会在书中多次表示“过去囚犯般的生活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就像是一种解放”。正是在这里，这位历史学家暴露了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似乎美好的黄金时代永远都坐落在已经消逝的过去。因此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左翼理论从各个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猛烈批判，在拉什看来根本没有击中要害，而且这些理论与实践本身不过是自恋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例如，在分析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拉什认为20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政权往往以仁慈的假象出现，极少在国内使用国家机器进行暴力镇压，使得人们很难在当代社会中辨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因此1968年的左翼知识分子“故意激起暴力镇压”，以揭露统治阶级的真相。“然而把政治压抑戏剧化的企图却使左派也陷入戏剧政治之中，陷入了戏剧性的姿态以及有名无实的风格——成了对非真实性政治的一种模仿，而左派的初衷本应该是揭去这种伪饰的。”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所有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都最终被自恋主义文化同化，成为后者自身的组成部分。

　　应该承认，在左翼激进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蜕变为学院围墙内的游戏时，拉什当年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极为深刻，让人听来有振聋发聩之感。的确，很多时候人们往往沉浸在挑战现存统治秩序的幻想之中，其所作所为不过是自我陶醉的表演，根本不曾把矛头对准他们真正的敌人，更不用说去触动统治秩序的基础了。例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年轻的城市白领们把微博等网络平台看作民主的舞台，在各路立场各异、动机不明的“大V”带领下，沉醉在维护权益、推动民主的幻象之中。以至于在最近出现的“东莞事件”中，人们纷纷从所谓“妓权主义”“下半身民主”等观念出发对央视曝光东莞涉黄的节目冷嘲热讽，充分将“只要政府支持的我们就反对”这一颇为荒谬的立场暴露了出来。似乎任何事情只要由政府机构牵头组织实施，就立刻被贴上了集权专制的标签。人们完全不愿意思考“东莞事件”所暴露出来的诸如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冲击、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于东莞这类外向型经济城市的影响以及在本质上将人异化为物的娼妓制度等问题，而是陶醉在反抗集权的幻想之中不能自拔，根本没能触动真正危害我们生活的资本逻辑。这些“反抗行为”确如拉什所言，是自恋主义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表征。

　　或许是因为感知到自恋主义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无孔不入，或许是因为发现所有反抗都不过是自恋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拉什在书中对现代社会的前途忧心忡忡。他认为“资产阶级似乎在任何方面都已才尽智竭、心力交瘁，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面对以排山倒海之势威胁着它的那些困难”。使得每个人都置身于“一个行将灭亡的文化中”。在这个意义上，自恋主义似乎为整个现代社会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迷宫，让我们每个人都困在其中。任何走出迷宫的努力都不过使我们在里面愈走愈深。而让拉什寄予了无限深情的19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期的社会文化已经永远不会回到我们身边了。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仔细阅读拉什的《自恋主义文化》，我们会发现他的研究与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社会的分析颇有类似之处。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詹明信认为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的逻辑发挥到极致，并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将每个人都裹挟其中。在这一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左翼激进运动曾经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均已失效，“所有反抗形式本身也正好隶属于对反抗形式加以吸纳的体制系统”。然而詹明信思想的价值在于，他没有像拉什那样乞灵于已然逝去的“黄金时代”，而是积极地在坐标已经全然变化了的空间中绘制行动的地图，去重新激活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这或许是詹明信提出“认知绘图”概念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左翼激进理论或许并不像拉什认为的那样全然无用，不过是理论家们自我陶醉的政治表演。相反，这些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猛烈批判，对于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层层拆解，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宝贵的革命遗产，帮助我们重新绘制属于这个时代的地图，走出那个自恋的迷宫或许并非不可能。

　　文/李松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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