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遣悲怀》组诗贯穿对比，反照强烈。在总体上，元稹将穷通与存亡构成两组对照的主线，两者又紧密地交织成一个整体。第一首前六句极力形容韦丛毫无怨言甘受贫困的情状，把“百事乖”的艰苦生活描写得形象而具体。第七句以强烈的反差点出富贵，轻轻一扬，力拨千钧，末句回到题面，如今俸钱虽过十万，爱妻却再也不能共享荣华富贵，只能以营奠营斋聊表追忆之心与抱憾之情。穷通与生死各处于对立的两极，无法融通与弥补，留给生者的只有永远的遗憾。第一首除了“百事乖”带有感情色彩，全诗以韦丛生前的四帧剪影与元稹此时的十万俸钱作明显的对比，结句只写“与君营奠复营斋”，不着一句评判追悔语，却仍能感受到作者的悲怅。同一意思，元稹《祭韦氏文》是这样措辞的：“愧目前之戚戚，每相缓以前期；纵斯言之可践，奈夫人之已而”，相比之下，祭文说得太直白，反不如《遣悲怀》来得含蓄沉痛。如果说第一首主要以穷通作为对比，那么，生死则是第二首比照的主题。生前说过的那些关于生死的戏话，如今都成为眼前的真实，生死仅隔咫尺之遥。在第二首诗里，昔日的戏言与眼前的哀恨，以叠影的方式构成一组组对比，妻子穿著过的衣裳、使用过的针线，乃至妻子身边的婢仆，都构成今昔生死对比的联想物。因梦送钱财以一种虚幻形式将生死暂时连接起来，但梦醒以后却更痛切感受到生死永诀的残酷与无奈。第三首自悲，重点是以现实与愿望作无情的对比。人生短促，百年无几。永嘉避难，邓攸弃子而挈侄，如此多义，命运却使他终生无子；潘岳的悼亡诗写得再好，对死者说来还不是浪费笔墨？指望死后合葬，但那时双方都已无知无觉，期待他生结缘，更是无法实现的荒诞愿望。对比的结果是彻底的虚妄与完全的绝望，于是在虚妄与绝望中唱出最后两句，把悼亡之情推到了极致，敲响了组诗最强烈的尾音。

　　再次，《遣悲怀》组诗语言平易，感情真实。对元白诗，历来有“元轻白俗”的定评，就是说他们用语浅俚通俗。浅俚通俗决不等于浅陋恶俗。《一瓢诗话》对元白诗的特点有过正确的评价：“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风人之能事也。”清人陈世鎔以为：“元白并称，其实元去白甚远，唯言情诸篇传诵至今，如脱于口耳。”也是肯定元稹在悼亡言情诗的写作上，善于发扬“脱于口耳”的语言特长。对《遣悲怀》，孙洙就提醒读者：“勿以浅近忽之”。除谢公、黔娄、邓攸、潘岳四个典故，整个组诗浅显如话，不须注释而一目了然。“昔日”、“诚知”、“闲坐”、“惟将”等四联，清通明白，脱口而出，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难言的意思，用质朴感人的话语表达了出来。这几句看似毫不经意，无一不是道出人们普遍感情的警句，有着断肠销魂的艺术感染力。以不加雕琢的本色语言，十分逼真地状摹出难写之景，非常自然地写出难言之情，是元稹的高明处。究其原因，陈寅恪以为有二。其一，“非微之之天才卓越，善于属文，断难臻此”。所谓语言平易，就是以通俗浅显的外在形式赢得更多的读者。这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作者能够更炉火纯青地驾驭语言，做到大俗中有大雅。此即《一瓢诗话》所说的：元、白诗“属对精警，使事严切，章法变化，条理井然，其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杜浣花(指杜甫)之后不可多得者也。”组诗第一、二首的中间四句属对工稳，历来为人称道；谢公等四个典故，使事贴切到位，也是无庸赘言的。其二，“直以韦氏之不好虚荣，微之之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因能措意遣词，悉为真实之故。夫唯真实，遂造诣独绝欤？”在取材上，元稹随手摭取日常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回忆与断想。关于韦氏只述其安贫治家之事，荩箧搜衣、金钗酤酒、野蔬充膳、落叶添薪，而不旁涉其他，专就贫贱夫妻实写，毫无溢美之词。即便自身的悲悼与怀念，作者也选取了施舍衣服、封存针线、怜及婢仆、因梦送钱等凡人俗事，如实写来。唯其事真情真，所以情文并佳，终成千古名篇。诚如喻守真所说：作悼亡诗，“写情要写得真，叙事要叙得实，才能引起读者同情。”从《遣悲怀》来看，元稹是深谙个中三昧的。唯其如此，元稹才成为潘岳以后悼亡诗的最著名诗人。《唐贤小三昧续集》评点《遣悲怀》说：“字字真挚，声与泪俱。骑省(指曾任散骑侍郎的潘岳)悼亡之后，仅见此制。”元稹是无愧于这一评价的。

　　三、

　　元稹还有一组《离思》诗，其中一首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云溪友议》把其与《遣悲怀》同视为悼亡诗，说元稹对韦氏去世，“不胜其悲，为诗悼之曰：谢家最小偏怜女，又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其后不少唐诗选本，包括影响颇大的《唐诗鉴赏辞典》都取此说，认为“表达了对韦丛的忠贞与怀念之情”。这就涉及《遣悲怀》文本背面的相关问题。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里交待了数十首有关“伉俪之悲”的悼亡诗后，说自己还有“以干教化”的“艳诗百余首”。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里早将这两类诗剖分得一清二楚：“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崔莺莺者而作”。他还告诉读者：《元氏长庆集》卷九《夜间》至《梦成之》“皆为悼亡诗”，而《才调集》卷五所录元稹五十七首诗，“所谓艳诗者，大抵在其中也”。中华书局标点本《元稹集》，《离思诗》五首收入《外集·补遗》，注明录自《才调集》卷五，并说原题《离思六首》，第一首即独立收入《外集·补遗》的《莺莺诗》。由此看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因诀别崔莺莺而作，而不是为悲悼亡妻韦氏所作。

　　关于崔莺莺的故事，元稹所作《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虽有掩饰，却是夫子自道之文，透露了若干真相。据陈寅恪研究，元稹虽与莺莺爱得死去活来，在朋友圈里也早是公开的秘密，但最终还是在“曾经沧海”之后抛弃了崔氏，联姻韦姓。其中关键，并非崔氏只是绝艺之才女，而韦氏为治家之贤妇，而是“莺莺所出必非高门”。正因为崔氏非名门之女，元稹出于仕宦考虑，“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但他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终究不是“多情者所为”。因而知其底细的读者，再读《遣悲怀》时就不免泛胃与犯疑：元稹对韦丛去世的一腔悲怀是否出于真情？《遣悲怀》末首最后两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据陈寅恪的说法，“所谓常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且不说七年以后，元和十一年(816)，元稹在通州司马任上，同样出于仕宦的考虑，再娶河东名门裴氏之女裴淑。实际上，韦丛去世不过两年，元稹即纳妾安氏。陈寅恪断定：元稹对韦氏的悼亡，与对崔莺莺“难为水”“不是云”的眷念一样，“两者俱受一时感情之激动，言行必不能始终相符”。

　　大约韦丛去世当年，元稹因触犯权贵与宦官，遭到贬黜。其后，他“沦谪既久，忽尔变节”，结交近倖，位至宰相，命下之日，遭到朝野正直人士的“轻笑”。他在仕宦与婚姻上同样缺乏定力与操守，难怪《新唐书》本传说其品性“浮躁”。唯其如此，后人不但对其为人多有微词，对其悼亡诗的评价也大打折扣。李兆洛的《养一斋诗话》就愤然指出：“微之诗云：‘潘岳悼亡犹费词’，安仁《悼亡》诗诚不高洁，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娄百事乖’，元九岂黔娄哉！”说《遣悲怀》陋于潘岳，说作者不配自比高士黔娄，主要还是从人品上抨击元稹。陈寅恪对元稹为人也绝无好语：“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其岂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后人倘若知道元稹人品，了解全部底细，把他的《遣悲怀》与那首“曾经沧海难为水”的《离思》对读，一方面不得不折服他无愧是善于刻画有情男女生离死别的高手，一方面却不由地会在心田深处升腾起一种真情被嘲弄、被玷污的感觉。《遣悲怀》与《离思》提供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文本，在各自特定的时空里，也许元稹的感情都是真实的。但倘若将这两个文学文本及其时空背景拼接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有关元稹在男女感情问题上的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追究的是全面的真实。于是，在这一对读中，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就再难和谐统一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作分别的处理。阅读《遣悲怀》时，就将它当作悼亡名篇来鉴赏把玩。文学作品一旦问世，世人主要是从其字面文本去释读它的，一般并不在意它与文学家有什么内在关系。这里用得上钱钟书爱打的譬喻，一般读者只管放心吃鸡蛋，完全不必追究生出这枚鸡蛋的母鸡是否癞皮。至于后者，就留给文学史家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文本时去解决吧！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虞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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