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岱峻认为，“民国热”肇始于拨乱反正以后，这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胡颂平先生写过一本《胡适晚年谈话录》，书里有这么一段话。他问胡适先生，为什么台湾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胡适先生说，两岸没有统一，大陆的东西我们不能看到，既然不能看到，你说能有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吗？”

　　岱峻说，中国历代对待历史的态度，一向是隔代修史。比如民国的时候修清史很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修民国史，也是很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对民国几乎是采取屏蔽的态度。“比如我研究的几个方面，中央博物院、教会大学等，这些在民国时期是主流学术研究机关，但是在1949年以后，这些东西几乎都不提了。”

　　著名民国研究者岳南说，在“文革”之前，提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的官僚与军队，全是坏的。80年代之后，各方面的限制放开了一些，民国时代的东西猛长起来，引起大家注意，此为大背景。

　　“民国热的发端，应该从唐德刚先生在大陆发表著作开始，唐德刚是胡适先生最后的弟子，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一些关于民国的著作，比较早地进入大陆市场。这对胡适、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以及蒋介石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岳南说。

　　泥沙俱下的出版物

　　岱峻说，1995年到2000年前后，出版界跟上来了，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的书籍。这段时期可称为民国热的第二个阶段。但同时，民国的史料仍然存在局限，著名学者周为筠说，傅国涌在1999年第一次提笔写与民国有关的文章时，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所有的情节典故都是从传记、回忆录等原始材料中搜集得来。

　　“除了历史的封闭，人们喜欢谈论过去，也是民国热的必然。”学者刘宜庆说，民国距离现在比较近，往上数三代，很多人都在民国生活过，很多历史文化传统和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比如陈丹青，他父亲是参加过北伐军的。比如钱理群，他的父亲钱天鹤在民国是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关注民国，就是因为跟自己有关系。”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更多被封存的史料慢慢涌出。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第一批开放的是1918年-1931年部分。第二年4月之后，日记其他部分陆续向公众开放。

　　史料的丰富，也把民国热推向了研究的小高潮，但是竞相出版的民国相关图书，却渐渐走偏了方向。

　　有学者统计，仅2002年，有关民国的图书就出版了100多种。“民国图书的火热，带来的是盲目跟风。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的民国类图书比较流行，就会有出版社跟着出。”刘宜庆说。

　　湖南兄弟文化公司总编辑、前《书屋》主编周实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一次出版热潮中，真正的精品总是只有很少几本，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结果是，最初的思想火花“很快陷进一片沼泽”，突然涌起的民国热泥沙俱下，把一些优秀的作品埋没了。书写民国的历史和轶事从第一手材料的发掘，逐渐变为互相摘抄。

　　与此同时，智效民认为，民国热迎来了它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应该是从2000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