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丑化，现在把民国神化了

　　著名民国史专家傅国涌说，民国热是一种回望，其中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是一种路径依赖——试图将当下的社会重新嫁接在那些民国时期已建立的传统上。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从质量参差不齐的书本中得知民国历史，开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当下，“民国之后再无大师论”、“民国精神论”层出不穷。“当下社会的一些缺失，会对历史产生一种依赖，所以人们会怀念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等。”

　　“伪命题。”谈到民国热，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说，民国并非人们所幻想的那样。“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民国在清朝和新中国之间，时间很短，1912年至1949年，像一个短暂的混乱的梦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它绝对不是一个适合老百姓生活的年代，安定的时候很少。几乎每一年都有大的战争，就老百姓生存状态来说，是非常差的。”刘宜庆说得很直接，“最简单的道理，假设民国就像今天描写得那么民主、自由，蒋介石在1949年为什么还会丢掉江山？”

　　在岱峻看来，如果说1949年之前民国的历史被丑化的话，现在民国热就是把它神化了。“比如很多人推崇蒋介石，说他严明治军，其实蒋介石就是独裁者，这是真实的历史，再怎么书写也改变不了。”但他承认，民国确实出现了不可复制的大师，比如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但他们的大师之路，却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历史背景。钱学森先生问，为什么民国以后就没出大师？在我看来，民国时期，科举被废除，有了断裂，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入，民国学术有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刘宜庆说，民国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办高等教育的机制，“民国的文化机制比较活，因为当时处于动乱年代，民国政府没有太多精力来管文化人。”但民国大师的出现，也有固有的轨迹。“民国知识分子，很多祖上就是官吏，比如陈寅恪的父亲是封疆大吏，家庭有实力，使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闻一多的祖上也是做官的。胡适出身算是很普通，但父亲也在台湾做过县太爷。”

　　对于20多岁就能当大学教授的现象，刘宜庆说，从20世纪初，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开始走出去，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来读硕士、读博士。有些人回国后，二十来岁就能当上教授，这和当时的大学刚诞生很有关系。“最早出去留学的一批人，大多是一八八几年出生的，胡适是1891年出生的。像胡适很年轻就被聘为教授，但是当时不聘他聘谁啊？”刘宜庆说，当时社会上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像梁漱溟写了印度哲学的一篇文章，被蔡元培看到了，就聘请他到北大当哲学老师，这和当时的大学制度，以及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都有关系，“民国的学术和政治环境，是不可以分开单独讨论的。”

　　著名作家黄恽说，很多时候，我们谈论民国、民国热，都不是为了作学术研究，而是作杂文，借古讽今，这个风气，如今有愈演愈烈的情势。我越读民国书籍和报刊，越觉得民国热可悲，可悲的是每况愈下的知识分子地位，造成一种怀恋，美化了当年。说实在的，人性是不变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不被觉察。

　　穿越百年的目光，难免夹带私心

　　“我记得曾经看到大学生拍民国范儿的毕业照，觉得很不可思议。”刘宜庆说，她们扎着小辫子，穿着像林徽因一样的蓝袍子。也许这就是文化出版对于大众的影响，可是民国范儿有了，民国精神呢？

　　岳南说，历史往往更多地去关注权贵与名人，却很少真正关注底层的人民大众，许多年后，研究者研究当下这段生活，会与现在研究民国时代一样，往往被表面的文章与字句遮住了眼睛。“所以很多普通人认为民国热浮夸，只看到上层人物的生活，而没有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缺少悲悯。”

　　岱峻说，看待民国的历史，应该是理性的，“比如在看到民国大学教育机制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对当时的环境有所认识。并不是国民党主观想给予宽松的环境，国民党也想把钱穆的国史大纲作为教材，但是失败了。”

　　刘宜庆说，民国是一个未完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未完，政治的改革也未完，一切都只是开了一个头，时代应该把进步的东西衔接上，把糟粕丢掉。“民国热需要降温，要看在哪一方面，写民国就是写历史，不应该虚构，不应该背书，我觉得这是一个要降温的方面。”与此同时，岱峻认为，民国的精神和情怀，应该是被继承的。

　　一名记者说，当我们的目光穿透百年中的革命、战火、贫穷与复兴，重新书写那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时，有些作者难免会带有一点当代人的“私心”与“偏见”：希望从中找出对当代有所帮助的答案。而这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举凡今天讨论的话题、历史片段，总是被刻意选取的、被当代需要的历史焦点，而绝非当年的全景。

　　周为筠说，民国热对很多大众来说是看逸闻趣事，从民国题材里可以读到一些故事性的段子以供谈资，又可以了解民国的人情世态丰富眼界，而一些作品中包涵的微言大义的东西却不被重视。这些写民国历史的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都是潜伏在文字背后的。

　　“慎终追远。”岳南说，这个慎终，是谨慎地思考人生于天地之间的意义。追远，就是看看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了些什么，在自身与先贤之间做一个对比，应效法先古圣贤成就的人格与理想事业。每个人都这样去思考、去学习、去做事，人民的道德就自然敦厚了。

　　文/陈玮 任磊磊